大明，十月末，应天。

糖坊的生意顺着沈记的船往北走，普惠堂的药照旧施，账房里那盏灯，却比往常熄得更晚了。

沈幼薇在学算学。

不是从前那种记账的算——那是手艺。她如今学的，是顾寒从现代的课本上拆下来的东西：加减的竖式、乘法的九九进位、除法的试商，还有一样她闻所未闻的——阿拉伯数字。

顾寒在纸上写下那个圈，没有，也是数。

幼薇盯着那个圈看了半天：没有，怎么能是数呢？

你账上，本月没有支出，你写什么？

空着。

空着，别人就不知道你是，还是忘了记顾寒说，写零，天知地知，账知。

幼薇把那个圈描了十遍，描完自己看着，忽然说：这个字，是个老实字。

这就是她的学法。别人学算学是背，她是把每一个符号都先问一遍你是谁，问明白了，才肯让它进自己的脑子里。 老账房起初不以为然。他拨了一辈子算盘，认得的手势比认得的字多，看小姑娘画那些歪歪扭扭的洋码子，只当是东家的新鲜玩意。直到有天他咳嗽着出了道真题——粮船三百艘，每艘装四百二十七石，损耗每百石去二，问净入多少——幼薇算盘没响，竖式在纸上唰唰走了半页，报出的数跟他拨了小半个时辰的分毫不差。

老头把老花镜摘下来擦了擦，又戴上，把那张纸看了三遍。

这法子，他憋了半天，说出一句，是把算盘拆开，摊在纸上了。

从那天起，他每晚收账，都要看一眼幼薇的练习纸，看得比核自己的账还认真。

可脑子不是无限的东西。 更要紧的是，她学的东西是有期限的。

齐一剪从苏州带回话：沈记船队的货单排到了来年二月，江北三府的糖商联名要货，一年三十万石起。三十万石的进出、损耗、分账、税银，摊开来是几十种账目、上万个数目——这个数一压下来，整个应天没有一个账房接得住。

齐一剪在店里急得转磨，最后叹着气说：东家，账房再添十个人，也是十双打算盘的手。手快不过船。

这句话传到幼薇耳朵里，她的灯，就熄得更晚了。

半个月下来，她的右手中指上的茧从一层变成了两层，虎口因为整日悬腕拨算筹，酸得夜里抬不起来。老账房教她的珠算口诀，她要背；顾寒教的竖式规则，她要背；九九表她早会了，可二位、三位的进位，她要从头练。

每天散了账，别的伙计回房歇息，她坐在账房里，就着一盏灯，把白天的题重新做一遍，做错了的，抄十遍。

有一夜顾寒起夜路过账房，看见她趴在桌上睡着了，手里还捏着算筹，面前的纸上有一片被灯油洇开的字迹，最末一行用朱笔圈了三圈——那是她自己定的规矩，三遍全对，才能睡。 外头下着的雪把院子铺白了，窗纸上映着一小团昏黄的光。伙计们起夜路过，都放轻脚步——谁都知道那是东家的妹妹，谁也不敢惊动，可谁心里也都有一杆秤：这满号的买卖，如今是这盏灯撑着半边。

灶上留饭的老妈子最心疼她，隔三差五塞个烤热的山芋进去。幼薇每次都接，接了就塞在算筹旁边，说等做完这道题吃。可山芋凉了三回，都是原样凉透的——题没停过。

可那行字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墨色深浅不一，像是写了很多遍才写完的：

哥哥说，算得快的人，能救更多的人。

顾寒站在门口，没进去。

他把灯芯拨小了些，退出去，轻轻带上门。

第二天他把这件事问了出来。吃早饭的时候，他状似随意地问：账房的活重，你夜里少熬点。

幼薇头也没抬：熬的不是账房的活。

那熬的是什么？

熬的是我笨。幼薇夹了一筷子酱菜，声音平平的，哥哥，你上回说，往后北边的糖路，一年要走几十万石的货。几十万石的账，靠我这双手打算盘，一天打十二个时辰也算不过来。我在想，等船真的一天几十趟地走，谁来算？

顾寒拿着粥碗的手停了停。

所以你在练，练到算得过来？

幼薇说，我笨，就得早练。

她放下筷子，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十六岁的人不该有的认真：哥哥，你教我的东西，没有一样是白教的。竖式、进位、那个——你不会闲得没事教我这些。这些东西凑在一起，是要干一件大事的。我猜不出来是什么事，但我把本事练好了，等你的事来的时候，我接得住。

顾寒看着她。

这个十四岁跟着他逃难的妹妹，如今坐在他面前，用一双熬红的眼睛告诉他：她看见了一件还没发生的事。

接得住。他说，但是幼薇，笨这个字，往后不许再用了。

为什么？

你不是笨。顾寒说，你只是站在一个还没有工具的时代里，用一双手，去够一百年后的活。

幼薇眨了眨眼，没完全懂。但她把这句话记住了。

半个月后，顾寒再回现代，去旧货市场转了一圈，花一百二十块钱，抱回来十二个计算器。

旧货摊的老板问他买这么多干什么，他说，教书用。

老板乐了：现在谁还用这老古董，太阳能的都没人要。

顾寒付了钱，把十二个计算器装进纸箱。箱子上，他贴了一张写着字的纸条。

这一箱东西，会从他这边的仓库出发，穿过那扇门，落进大明的账房里——落在一个十四岁的、熬红了眼睛的姑娘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