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台长端起那杯已经凉透了的茶，抿了一口。

苦味在舌尖上蔓延开来，他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然后把茶杯放下了。

“老方，这件事，我做不了主。”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方主任，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我得向宣传部汇报。”

方主任没有说话。他知道万台长的难处。

这盒带子，不是普通的社会新闻，它牵扯到公安、甚至有可能牵扯到地方政府、牵扯到可能存在的官商勾结和黑恶势力保护伞。

这样的东西，不是省电视台一个单位能决定播不播的。

它需要更高层的授权，需要更上面的态度，需要有人站出来说——“播，出了事我负责。”

万台长没有等到下午。他让秘书立刻联系省委宣传部，说有紧急情况需要向分管副部长当面汇报。

十一点二十分，他坐上了去省委宣传部的车。

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接待了他。姓周，五十出头，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是那种不轻易表态的人。

万台长把录像带放了一遍，周副部长从头看到尾，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但万台长注意到，周副部长的手指一直在桌上轻轻敲着——不是那种轻松的、漫不经心的敲，而是一种紧张的、焦虑的、在快速思考的敲。

画面播完，周副部长摘下眼镜，用绒布擦了擦镜片，又戴上。

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在用这段时间来组织语言。

“万台长，”他终于开口了，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一种官僚特有的、滴水不漏的平稳，“这盒带子，你们先压一压。不要播，也不要扩散。

我向上面汇报，等了解了全面情况之后，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万台长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看到周副部长的表情——那种“我已经做了决定、不要再问了”的表情——他把话咽了回去。

“好。”他点了点头，站起身来，“我等部里的消息。”

他走出宣传部大楼的时候，十月的阳光正照在他脸上。

他站在台阶上，眯着眼睛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际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地吐出来。

他的手里还拎着那个装着录像带的公文包，沉甸甸的，像一块铅。

他上了车，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回台里。”他对司机说，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疲惫。

车子缓缓驶出宣传部大院，汇入了中山路的车流。

万台长闭着眼睛，脑子里一直在转着同一件事——这盒带子，压得住吗？

压得住一时，压得住一世吗？如果压不住，到时候谁来承担那个“为什么不早播”的责任？

他没有答案。

但他知道，从今天起，这盒带子就像一颗埋在地下的雷，谁踩上，谁倒霉。而他，已经把脚抬起来了，但还没落地。

不知道要落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