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爱国看到这阵势，绝非寻常的工作问询。

心里“咯噔”一下，那股不祥的预感瞬间变得清晰而沉重——肯定是出了大事，而且是关乎原则、关乎路线，能惊动省里领导亲自下来调查的天大的事。

他几乎立刻就想到了黄磊，想到了那笔轰动一时的分红。

“乔爱国同志，请坐。”

主位上的张组长终于开口了，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在安静的房间里清晰地回荡。

他伸手指了指桌子对面那张孤零零的木椅。

乔爱国依言坐下，身体不自觉的挺直，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一个等待老师提问的学生。

他努力维持着表面的镇定，但手心里已经沁出了细密的汗珠。

张组长没有急于发问，而是用目光缓缓地、细致地打量了他一番，似乎在评估他的状态和性格。

这短暂的沉默，比疾言厉色的质问更让人难熬，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今天叫你来，”张组长终于再次开口，语速平稳，每个字都像是经过斟酌，“是有几件事情，想向你了解了解。”

他微微停顿了一下，目光如炬，紧紧锁住乔爱国的眼睛，语气也随之加重，带着一种不容抗拒的严肃：

“希望你能本着对组织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回答。”

“实事求是”四个字，他咬得格外重。

这既是原则的要求，也是一种无声的警告——在座的诸位，代表着组织和权威，任何隐瞒或虚言，都将被视为对组织的欺骗。

乔爱国感到喉咙有些发干，他深吸一口气，迎向张组长的目光，点了点头。

他知道，这场问话，从他踏进这个房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了解情况，而是一场关乎个人前途，更关乎旭日服装厂和黄磊命运的关键交锋。

风暴，已经不再是远处的雷鸣，而是真真切切地卷到了他的面前。

乔爱国感到自己的后背瞬间沁出了一层冷汗。

房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成了实体，沉甸甸地压在他的胸口。

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做了一个几乎微不可察的深呼吸，努力平复着在胸腔里擂鼓般的心跳。

他清楚，此刻任何一丝慌乱，都可能被解读为心虚。

他抬起头，目光迎向张组长那深潭般不见底的眼睛，声音带着刻意维持的平稳，一字一句地说道：“张组长，各位领导。

作为一名党员，我以我的党性担保，我接下来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是实事求是，经得起组织和历史检验的。领导有什么要问的，请直言。”

这番表态掷地有声，在安静的房间里回荡。

这是他为自己设立的防线，也是表明态度的第一步。

张组长脸上依旧是那副雷打不动的严肃表情，他只是几不可察地点了点头，语气平淡无波：“你的态度很好，希望你能继续保持。”

这话听起来像是肯定，却更像是一种警示，提醒他接下来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说完，张组长翻开了面前那份厚厚的、贴着内部文件标签的卷宗，纸张摩擦发出沙沙的轻响，每一声都敲在乔爱国的心上。

他的目光落在文件上，提出了第一个关键问题：

“根据我们的调查，1988年5月，是由你代表麻姑县政府，与黄磊个人签订了关于原县服装厂，也就是现在的旭日服装公司，以及后续的麻棉二厂的股份改革协议。这一点，是否属实？”

“是的，情况属实。”

乔爱国毫不犹豫地点头确认。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无需也无法否认。

“那么，签署这份协议，是你乔爱国同志个人的决定，还是麻姑县委班子的集体决策？”

张组长的问题紧随而至，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直指权力的来源与责任归属。

这个问题背后，潜藏着是否可能存在个人擅自决策、利益输送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