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珍斋，上午九点。

姓郑的杭州人很准时。九点整，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古玩城门口，下来两个人。前头那个四十来岁，白净脸，短须，穿一件藏青色的中式立领褂子，手里拎着个公文包，不紧不慢地走进铺子，先在门口站了一下，目光把整间铺子扫了一遍——从柜台上的砚台，到墙上的字画，再到角落里那架蒙灰的博古架——才走向柜台。

老陈迎上去：郑老板，这就是我跟您说的那个年轻人。

顾先生。郑老板伸出手，声音不高不低，在下郑明远，杭州人，做绸缎生意的。听陈老师傅说，您手里有方好印。

顾寒跟他握了握手。那只手，指节细长，掌心干净，没有茧子。

他心里动了一下。没茧子。他想起大明那边，那个自称杭州绸缎商、替人买玉的郑守义——也是手上没茧子，也是记账的做派。一个杭州，一个姓郑，一个绸缎。他见过太多巧合，知道这世上，没有那么多巧合。

郑老板过奖了。顾寒从怀里掏出布包，解开，把田黄印放在柜台上，陈老师傅掌过眼，说是明初一位藩王的闲章。

郑明远没急着拿。他先看——站在柜台前，隔着一臂的距离，看了一会儿。然后才伸出手，用两根指头轻轻拈起印章，翻过来，凑到窗口的光线下，看了很久。窗外有辆洒水车开过去，水雾在光里闪了一下，他也没抬头。

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只放大镜，对着印面的字口，一点一点看过去。印面是四个字，字口深，刀法利落，包浆厚实。他看完正面，看侧面，又看印顶的兽钮，最后放下放大镜：

田黄冻地，血沁入理，刀工是浙派的。郑明远说，顾先生，这方印，您真舍得出手？

家里要用钱。

急用钱，最容易贱卖好东西。郑明远说，我不占您便宜。陈老师傅说底价六十万，我给六十八万。现金转账，今天就能到账。

六十八万。比老陈说的还高了八万。

顾寒看着他：郑老板，您这么痛快——这方印，您是真喜欢，还是有别的用？

郑明远笑了一下：顾先生是做生意的，我也是做生意的。做生意的人，碰上好东西，都愿意多出几文，图个以后有来有往。他把印小心地包好，放进公文包，顾先生手里要是还有别的好东西，随时找我。我在杭州，一个电话就到。

他递过来一张名片。名片很素，就一行字：郑明远，杭州，绸缎。下面一个手机号。

顾寒接过名片，手指在名片边沿捻了一下。没有公司名，没有头衔，没有地址，就一个名字一个电话。

像谁。像大明那边那个替人办事的账房——只留话，不留底。

顾寒把名片收进口袋，有东西，我找郑老板。

郑明远走了。黑色轿车开出去，汇进车流，转眼不见了。老陈看着他的车尾灯，说了句：这人，收东西不还价，买东西不挑刺。要么是真心喜欢，要么——是有钱人给自己找乐子。

要么是别的。顾寒说。

什么？

没什么。顾寒把六十八万到账的短信看了一眼，站起身，陈老师，谢了。改天请您喝茶。

下午两点，物流园，老周办公室。

老周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工装，袖口挽着。他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合同，看了很久，没动笔。

苏曼坐在对面，敲了敲桌面：周总，条款都谈好了。你三成，顾寒七成，首付三十万今天到账，尾款分两年付清。您看一眼，没问题就签。

老周没看她，看着顾寒：顾寒，我这园子，十四年了。

我知道。

十四年前，这儿还是一片荒地，就我一个人，一个铁皮棚子，一辆二手叉车。老周的声音有点哑，我把它一点一点做起来，做到今天，三百多家商户，四十七个摄像头，我闭着眼都能报出每一条通道通向哪儿。

他停了一下：最苦那几年，冬天漏雨，夏天晒得铁皮烫手。我媳妇儿说我魔怔了，守着个破园子，比守着家还上心。我说你不懂——这园子，是我一块砖一块砖码出来的。

园子还是您的。顾寒说，您还是当家的。我买的是股，不是人。

老周看着他，半晌，低下头，拿起笔，在合同上签了字。笔尖落下去的时候，他的手在抖。签完，他把笔一搁，别过脸去，用袖子抹了一把眼角。

老了。他说，眼睛花。

苏曼没拆穿他，低头收合同。顾寒也没说话。他知道老周在哭什么——不是哭园子卖了，是哭十四年养大的东西，终于有人接了。

周总，顾寒站起来，明天起，园子还是您管。商户、监控、安保，一概不动。我只有一条——最里面那两间库房，钥匙，只有我有。

老周擦了擦眼睛，又恢复了那副粗声粗气的样子，那两间破库房，我还懒得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