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卫子明的声音发干，但他还是努力让自己的语气保持平稳，“我们是受害者，他们的东西被砸了，人被打了，还要被带走？你们不分青红皂白？还要带走我这个总经理？”

二级警督没有再看他。他转过身，朝门口走去，只丢下一句硬邦邦的话：“分不分青红皂白，我们说了算。你们配合就行。

今天就先放过你，不过如果有需要我会随时通知你配合。”

卫子明站在原地，拳头攥得紧紧的，指甲嵌进掌心里，疼得发麻。

他看着二级警督的背影，看着那些蹲在门口被押上警车的混混，看着陈智和几个保安被公安推着往外走，看着工人们惊恐的、不解的、愤怒的脸。

他想吼，想骂，想冲上去抓住那个二级警督的衣领问他“你收了多少钱”。

但他没有。

因为他知道，吼没有用，骂没有用，冲上去更没有用。

在这个城市，在这个时刻，在这个车间里，他没有对抗一个二级警督的力量。

不是他不够强，而是对方穿的那身制服，代表的东西，比他大。

但他在心里记下了。记下了这个二级警督的脸，记下了他的警号——虽然刚才没看清，但他会让黄磊查清楚。

记下了他说过的每一句话——“查案的需求”“分不分青红皂白，我们说了算”。记下了这个耻辱的、愤怒的、无力的一天。

警笛声再次响起，这次是离开。

三辆警车，两辆押着混混，一辆拉着旭日的保安和工人，鱼贯驶出园区大门，拐上中山大道，红蓝相间的警灯在十月的阴天里一闪一闪的，像某种不祥的信号。

车间里安静了下来。

地上还是一片狼藉。碎玻璃、破塑料、散落的元件、倒地的设备、被砸烂的彩电。日光灯还在嗡嗡地响着，惨白的光照着这一切，像一个被遗弃的战场。

女工们从休息区走出来，站在车间门口，看着里面的惨状，有人哭了，有人沉默了，有人小声地问“怎么办”。

卫子明站在车间中间，脚边是一台被砸得面目全非的彩电。

屏幕碎了，外壳裂了，电路板露在外面，几根电线垂着，像断了的血管。

他低头看着那台彩电，看了很久。随后吩咐助理将现场拍照取证后再让工人们打扫收拾。

卫子明转身走出了车间。

他的脚步很快，快到几乎是在跑。

皮鞋踩在园区的水泥路面上，发出急促而凌乱的“哒哒”声，像一阵急雨打在铁皮屋顶上。

三步并作两步冲上办公楼前的台阶，推开玻璃门，大步穿过大厅。

前台的小姑娘看到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看到他铁青的脸色，又把话咽了回去。

卫子明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楼梯，脚步声在楼道里回荡，“咚咚咚”的，像擂鼓。

走廊里的几个员工看到他这副模样，都愣住了，没有人敢出声。

他冲到自己的办公室门口，手在门把手上拧了一下，没拧开——锁着的。

他的手在发抖，钥匙插了两次才插进去，拧开，推门，进去，关门，一气呵成。

门关上的那一刻，他靠在门板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不是累，是急。是那种胸口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喘不上来气的急。

是那种明明什么都没做错、却要被人当犯人一样对待的憋屈。

是那种眼看着自己的兄弟被带走、却无能为力的愤怒。

他站了两秒，强迫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快步走到办公桌前，拿起桌上的电话，手指在拨号盘上按了几下。

动作很快，但很准，黄磊的号码他闭着眼睛都能拨。

电话里传来“嘟——嘟——嘟——”的声音，一声，两声，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