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勒路的旧书铺门口挂着褪色的蓝布帘子，帘子底下那张价目表被雨水泡过了，毛笔写的“旧书收购”四个字洇开了墨迹。

门缝里漏出来的是冷风。

老廖从柜台后面站起来，碰翻了砚台旁边的水碟。

“徐长官，杨长官，快进来坐。”

柜台后面支了张行军床，床脚堆着几捆发霉的旧报纸，靠墙的书架上大半是空壳子，真书没几本。

老廖从炉子上提起一把铁壶，壶嘴缺了半边，倒出来的水溅了一桌子。

他拿三个粗瓷碗倒了茶。

“茶叶上个月就断了，周区长那边一直没拨经费下来。

我让婆娘去买了二两茶叶梗，昨天用完了。”

炉子旁边搁着一口小铝锅，锅盖掀开，里头是隔夜的剩粥，米粒稀得能照见人影，锅边结了一圈干了的粥痂。

杨若琛把旧皮箱搁在柜台上翻开，从里头拿出空白表格和铅笔。

“老廖，经费的事先从头说，最后一次收到上面拨款是什么时候？”

老廖的手在看不出什么颜色的围裙上擦了两下。

“去年十月底收过一次，一百二十块，说是第四季度的，从那以后再没见过钱。”

“三个月了？”

“三个月零七天。”

杨若琛在表格上写了个数字，铅笔尖断了，他从口袋里摸出削笔刀削了两下，木屑落在柜台上。

“这三个月联络点怎么维持的？”

老廖端起粗瓷碗喝了口白水，喉结动了一下。

“婆娘给霞飞路那边的裁缝铺洗衣服，一个月倒是能挣个八块钱。我晚上没事就去码头扛包，一天两毛，基本也就够了，就是不怎么舍得买煤。”

“手底下的人呢？”

老廖把碗搁回桌上，没有发出声响，像是已经习惯了轻拿轻放，省着用每一样东西。

“我这里有两个通讯员。一个叫张得胜，周区长去年腊月调走了，说是去跑一条特殊线路，走了以后再没回来过。另一个叫小陈，二十二岁，得了肺病，没钱买药，现在躺在后面阁楼上，我婆娘每天熬点姜汤给他顶着。”

徐望川靠在书架边上，手指碰了一下最底层那捆情报摘要，麻绳勒进纸边留下一道凹痕。

“张得胜被调去跑什么线路，周区长跟你说了没有？”

“只说是上面的意思，让小张跟一个姓苏的老板娘接头。”

姓苏的老板娘。

徐望川跟杨若琛对了个眼神，杨若琛的铅笔在张得胜三个字底下画了道双横线，没说话，但那道线划得很重。

“老廖，你把这三个月的情况写一份报告，时间、金额、经手人，每一条写清楚。”

“写报告给谁？”

“给杨长官带回武汉存档。将来要是有人追查你为什么断了经费、为什么通讯员被调走，这份报告就是你的保命符。”

老廖的手在围裙上又擦了一下，指节上的皮粗得跟砂纸一样。

“我不太会写公文。”

“不用写公文，就写大白话，我念你写。”

徐望川从柜台上拿起一支秃了毛的毛笔蘸了墨，搁在老廖面前。

“民国二十七年一月初，联络点经费断拨，原因不明，经手人周伟龙。”

老廖一笔一划地在毛边纸上写，手抖得厉害，周字的竖勾拐了两次才拐过去，墨在纸上洇开一小团。

“一月十五日，通讯员张得胜被周区长调离，去向不明，接头人姓苏。”

“一月二十日，通讯员小陈肺病加重，无钱买药。”

楼梯口搭着一条洗得发白的灰毛毯。

毛毯底下传来一阵闷咳，咳了三声停了，又咳了两声，然后是死一样的安静。

那是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在阁楼上靠姜汤撑着，撑了两个月了。

徐望川从棉袍口袋里掏出二十块大洋搁在柜台上。

“这钱先拿着，把煤和药买了，小陈的肺病不能再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