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龙路地下室，一盏白炽灯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灯泡上积了一层薄灰，光线落在桌面上的时候已经发黄。

灰棉袄女人被绑在椅子上，手腕上的麻绳勒出了红印，嘴里的布条取掉了。

她没有咳嗽，没有活动下颌，坐在那里的姿势跟被绑之前没什么大区别。

沈玉兰在她对面坐下来。

两人之间隔了一张小方桌，桌上三样东西：一杯水，一包压缩饼干，一面巴掌大的圆镜子。

没有刑具。

沈玉兰把椅子往前拉了半寸，旗袍的下摆搭在膝盖上，两只手交叠放在桌面上，没有说话。

女人也没有说话。

白炽灯的钨丝嗡了一声，细得要竖起耳朵才听得见。

一分钟过去了。

女人的呼吸均匀，每一次吸气和吐气的间隔几乎一样，瞳孔不动，视线停在桌面某个不确定的区域，不看杯子，不看饼干，不看镜子，也不看沈玉兰。

两分钟。

沈玉兰的目光从女人的脸上慢慢移到她的手上。

左手无名指的根部，有一圈颜色比周围皮肤浅了半个色号的印痕，窄窄的，宽度跟一枚素面戒指的边缘吻合。

摘掉不超过两个月。

沈玉兰用右手把小镜子从桌面上推过去，推到女人面前，镜面朝上，照着白炽灯的光，在女人的下巴上投了一小片反光。

沈玉兰开口了，用的是日语。

“你丈夫知道你在做这个吗？”

这句话不长，音节干净，尾音收得利落，连口音都没有。

女人的呼吸断了一拍。

只有一拍，随即恢复原来的节奏，面部肌肉一丝没动。

但那一拍已经足够了。

沈玉兰没有追问，也没有盯着女人的反应看。

她开始讲一个故事，语速不快，日语的句式被她用得像是在铺一条路。

一个日本女人嫁给了中国丈夫。

在上海住了几年，孩子没有，钱也不多。

丈夫的生意越来越差，租界的米面涨价，煤球也贵了。

有人找上门来，说只要跑跑腿，送送东西，每个月就有一笔钱。

不用知道送的是什么，放到指定的地方就行。

女人的脸始终没有表情。

但沈玉兰不是在看脸，她在看眼球。

故事讲到跑腿时，女人的眼球没有任何移动。

讲到丈夫时，微微左移了半毫米，又收回来。

讲到钱时，完全不动。

故事继续，沈玉兰把场景带到了一家洗衣铺，日本人开的，门面不大，街角位置，来取衣服的人里面有些不是来取衣服的。

女人左脚的脚趾在鞋里蜷了一下，布鞋的鞋面鼓起了一个小小的弧度，持续了不到一秒就平了。

沈玉兰把这个信号收进去，嘴上没有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