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有很多人都曾经想过一个问题--大乾立国两百年，疆域辽阔，那么是如何控制天下每一个角落的？

答案当然便是遍布九州万方、十里一铺、六十里一驿的官道驿站。

按太祖高皇帝定下的规制，以长安为中心，七条主干官道蛛网般辐射四方，沿途设水陆官驿一千六百余处。

朝廷的加急军报、六部发往各州郡的政令，乃至地方官员进京述职、藩王每年的进贡，全靠这一座座官驿里头养着的快马与驿卒，日夜不停地接力传递。

说白了，如果大乾朝廷是个活生生的人，那官道与官驿自然就是它身上的血管。

血管通着，长安城里的天子金口一开，几千里外的州县衙门就得跟着起些风波。

有趣的是，这么要紧的地方，管事的主官品阶却低得可怜。

一座大驿站的驿丞，论级别还不到九品，在吏部的官册上头属于彻头彻尾的“不入流”，连去县衙正堂跟县太爷同桌喝酒的资格都没有。

至于底下的驿头、马夫、急递铺兵，那就更别提了，在官老爷眼里，跟驿站马厩里头槽上拴着的骡马也没多大分别。

可就是这么个不入流的芝麻衙门，在面对老百姓的时候，权力也大得吓人。

原因无他，大乾朝廷有个流传了两百年的老规矩--“官驿支应，由地方州县代管”。

至于什么叫地方代管...

说白了，不管是官员，或者干脆是哪位贵人家里派出来跑腿的管家、书童，只要手里头捏着一张盖了印的火牌或者勘合凭证，路过驿站的时候，驿站就得像伺候亲爹一样，管你的吃喝拉撒睡，临走还得给人家换上喂足了精料的上等好马，派足了抬轿子、挑行李的脚夫。

可问题是，朝廷户部每年拨下来的那点站银，莫说是招待这些南来北往、嘴刁得很的官老爷了，就算全换成草料，也就能喂饱马厩里的牲口大半年。

剩下的窟窿怎么办？

自然就只能摊派了。

在这片土地上，有些道理两百年来都没变过--只要上头有政策，底下就能变出十种名目；只要有了名目，就能堂而皇之地逼老百姓掏钱出力。

今天长安城里来了一位御史，随行带了大轿和几十口大箱子，驿站里人手不够怎么办？

驿丞带着两个差役往官道两旁的庄子里头一钻，管你地里的麦子是不是正等着抢收，抓起二十个青壮汉子套上号坎就得去当白役轿夫；

明天路过一位京城某部侍郎的小舅子，嫌驿站里的粟米饭硌牙，非要吃鲜鱼肥鸡、喝陈年花雕，驿头手里的火签子一晃，就能直接闯进老百姓的院子里，把留着下蛋的母鸡从窝里拎出来抹了脖子，顺带还能从村头的酒肆里白提两坛子好酒。

若是哪家百姓敢拦着不给？

那就是“抗拒皇差、贻误军机”，轻则挨顿水火棍，重则直接锁进县衙大牢里头吃板子。

靠着这一层压一层的摊派，官老爷们白吃白喝省了路费，州县太爷和驿丞们在采买草料、折算夫役的账目上头捞得盆满钵满，唯一被扒掉一层皮的，也就只有官道两旁那些连字都不认识的庄稼汉罢了。

但就算是烂成这般模样，这东西能一直存在几百年，自然也有它自己的道理。

所以去年冬天长安城里那位小天子亲政，设立考成司推行新政的时候，朝堂上的衮衮诸公，原本是压根没想过要动驿站的。

毕竟但凡是个长了眼睛的明白人都清楚，大乾如今真正的病根子是在于天下过半的膏腴良田都被世家门阀、勋贵豪强兼并隐匿，在于那些田连阡陌的大户人家一粒皇粮都不交，却把所有赋税全压在了快要饿死的穷人背上，关他娘的驿站什么事？朝廷还指着这东西发政令送急递呢。

可等今年开春，执掌考成司的夏涟会同户部官员把天下的总账本搬出来一算--

嘿！

江南被赤眉黄巾祸害得够呛，漕粮都运不上来几船；

巴蜀和荆襄落进了那位靖王的口袋里，跟朝廷彻底没了干系；

再一看河南、山东、河北这些中原富庶之地，好家伙，往年拖欠国库的夏秋两税，加起来竟然堆了足足好几百万两！

前线的将士正等着银子刀枪挡党项人，淮南的官军正等米下锅防备反贼渡江，太仓里头连耗子进去都得哭着出来。

于是，一道道严令连同“逾期不完、即刻革职拿问”的考成文书，自然便砸向了中原与北方的各州县地方官。

这一下，轮到河南、山东、河北的地方官们傻眼了。

收欠税？

找谁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