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逝世前后,革命党内部曾展开了一场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在开始的时候,蒋介石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竞争者。权力在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三人中角逐,因为孙中山生前认定他的同乡广东人比其他省份的人更聪明,更富于革命性,不想外省的一匹“黑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孙中山一边与当时的背叛和种种欺骗行为进行斗争,一边继续带头表现出高尚的品质和对他人的淳朴的信任。其他人似乎并不急于仿效他,在他58岁及随后的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他再次将精力集中到基本理想的实现上。
每个人都知道孙的革命意味着推翻清朝统治,取消不平等条约,保障中国的主权和统一。但这些雄心抱负是模糊不清的。孙博士的三项原则已得到表述,但却未得到解释。他目前正试图通过持续数月的每周一次的系列演说来弥补这个不足。
孙逸仙曾被批评为一个空洞贫乏的理想主义者,但这种批评并不完全公正。
孙博士试图吸收包括像卢梭、杰佛逊、马克思等人在内的外来的政治思想,使之适应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实际条件。尽管孙逸仙所做的关于三顶原则的十四次演说只是偶尔才显示出朴实真切,而且无法与体现政治哲学家才智的最伟大的著作相比,但它仍不失为凝聚中国人民共同情感的好方法。
孙博士对中国和西方制度进行的最有独创性的结合是政权结构的新形式,即五权分立的政府,其五个分支机构是立法、司法、行政、考试和监察。虽然,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经选举而产生的委员会(中文称“院”),但群众主要是通过运用以下四项“权力”来实现其主权的:投票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一个严重的不足是孙博士没有制定任何细节来详细阐明人们怎样使用上述四种权力。
在当时混乱和野蛮行径充斥的情况下,孙博士的政治主张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然而,在1924年,对孙博士来说主要的问题并不是如何规划他那遥遥无望的理想,而是如何有效地控制和领导他所发起的这场革命。
他在1924年4月12日颁布的“民族复兴大纲”中简单叙述了其革命的方法,这个大纲制定了运用武力排除障碍、以和平方式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以及避免阶级斗争和社会动荡的原则。
蒋介石则把这一大纲称为“革命基本宪章”,并在孙中山去世后援引该宪章作为其屠杀其他党派的根据。
尽管勉强存在同军阀及其雇佣军进行合作的机会,但孙仍主要寄希望于黄埔军校。蒋介石曾拒绝在军校工作以表现他似乎对此漠不关心,然而一旦他开始从事这项工作,他便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很明显,黄埔军校校长这一职务是他获取大权的一个台阶。
在当时,蒋的资历以及政治上的天生弱点使他还不能进ru更高的政治决策机构,不论人们是征求他的意见还是仅仅采纳他的建议,他的主张都不可能被当做命令来执行,但作为被任命来训练未来的国家军队的人,他的“六夜言情”更新最快,全影响则在逐步扩大,他至少已开始组建一支军队,使之听命于实际存在的中央权威,而不是满足某个军阀的强权和贪婪。
很难说那时候蒋就考虑在短期内攫取个人最高权力,因为孙逸仙仍然健在,而且只有58岁,相对而言还是年轻的。
在1924年6月16日举行的军校开学典礼上,孙博士以简单明了而又引人注目的词句清楚地阐明了他的目标:
我们共和国的基础几乎没有存在过。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的革命一直是以革命党的斗争而非依靠革命军队而开展和坚持的,由于缺乏一支革命的军队,我们的革命一直由军阀和官僚操纵。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的话,我们的革命是决不会取得成功的。从现在起,我们的革命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所军校是革命军队的基础,而革命军队是以诸位同学为核心的。
蒋每日凌晨5时起床,清理卧室后便开始巡察,严厉地叫醒仍在蒙头大睡的人。首期500名军校学员是从3000名申请者中通过公开考试入选的,他们在军校正式开学五六个星期前的5月5日就被录取了。
军校资金缺乏,教员素质参差不齐,蒋的苏联朋友加伦将军领导着这支苏维埃式的学员队伍,并采纳了鲍罗廷的意见,即以托洛茨基的红军为模式训练军队,使之能在正式操练中正步行走,而且熟悉现代战争的技能——所有这一切都是有政治目的的。
在孙中山逝世后,党内部展开了一场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在开始的时候,蒋介石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竞争者。
一方面,人们认为他太年轻了,他当时还不到40岁;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军人——而不是一个搞党务的人(尽管他是一个党员)。
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三人则是真正有实力的竞争者——孙中山对他们三人几乎都给予了同样的信任。此外,他们三人还有一个有利条件,他们都是广东人,这一条是蒋介石所欠缺的。人们都知道孙博士对他的广东同乡较为偏心,他与大多数广东人一样,认为自己的同乡比其他省的人更聪明更富于革命性,那些不幸的外省人免不了在孙中山的背后议论说他不能摆脱“老乡观念”。
在20年代,汪精卫被公认为是一个有献身精神的革命者,他曾在1910年试图刺杀清王朝的摄政王并因此而受到监禁。革命发生后他才重获自由,从此他身上就笼罩着某种神圣的光环。在三个竞争者中,他是唯一一个陪孙博士北上的人。在孙中山弥留之际,由汪精卫负责起草了他的政治遗嘱,该遗嘱经孙中山修改后于1925年2月20日被抄录下来。由于汪精卫后来背叛祖国,有些革命党人又试图对这份遗嘱提出疑问,但这份遗嘱只不过表达了孙中山希望自己的追随者要继续自己未竟的事业这一愿望,它并没提谁是孙中山的继承人,怀疑汪精卫伪造了这份文件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
在中国,年纪大的人比年轻人更受尊敬。汪精卫的一个不利之处在于他是三个竞争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他在公共场合总是强烈支持与苏联人进行合作。因此,人们认为他是个左派,但他从未明确表示过他有什么特别的原则。
廖仲恺则是一个更富有献身精神的左派,右翼的革命党人怀疑他是一个其他党派的秘密党员(尽管他们并没有掌握任何有力的证据),他曾受孙中山的派遣,到日本与苏联代表越飞就革命党与苏联合作一事进行过长达一个月的会谈。
第三个竞争者胡汉民是一个保守派。他对苏联人抱有很深的疑虑。胡汉民有着光荣的革命经历,因为他过去一直都在协助孙中山进行革命工作,他曾在香港编辑出版一份报纸并因此而闻名全国。胡汉民是一个学者,曾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汪精卫也偶尔干过这工作。比起另外两个竞争者来,胡汉民还有一大优势,那就是孙中山在起程前往北京之前曾任命他为代理大元帅。
当时的竞争局面就是这样的,但蒋介石这匹黑马却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1925年7月1日,革命党选出了一个十六人的委员制的政府和一个八人的军事委员会。汪精卫当上了这两个委员会的主席。在大多数人“百度搜索本书名+听潮阁看最快更新看来,汪精卫这时明显地被推上了孙中山的继承人的位置。
在军事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蒋介石提出了他重新修改后的北伐计划,该计划要求把革命军分为七个军,并建立兵工厂和重工业。根据这个计划,广东政府每年4000万银圆的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将被用于军事预算。
尽管汪精卫偏向左派,但他同时也为右派所接受。正因为他是左右两派都可接受的人物,才使得他在竞争中压倒了胡汉民和廖仲恺而夺得主席的宝座,尽管他比他们两人都年轻,胡汉民为左派所憎恶,而廖仲恺则得不到右派的信任。不过,这两人也都当选政府的委员和军事委员会的委员。蒋介石也当选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此事使得汪精卫在党内的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蒋介石则紧随其后。但情况并不这么简单。军事部长许崇智当时是蒋介石的上级,尽管他不是一个积极的竞争者,但他的存在对蒋介石可能抱有的政治野心仍不失为一个障碍。在廖仲恺被暗杀后,革命党成立了一个处理军政事务的特别委员会,许、汪、蒋三人是这个特别委员会的“三巨头”。
接下来的是进一步的钩心斗角。人们后来发现,许崇智与被击败的客家人陈炯明将军保持着秘密接触,而且他手下的军官也与廖仲恺一案有牵连。
9月20日,蒋介石率领他手下的黄埔军校学员突然解除了许崇智部队的武装,而这些部队后来被并入蒋介石的第一军。
第二天,许崇智被解除了军事部长的职务,并被剥夺了对粤军的指挥权。他还被从广州驱逐到上海。现在,竞争党最高领导人的对手只剩下蒋、汪两人了。
被击败但尚未完蛋的陈炯明对革命党来说,仍然如同芒刺在背。他从1925年初就一直在制造麻烦,现在他又重新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在蒋介石的指挥下,革命军的五个军于1925年10月6日开始东征。一个月之后,蒋介石向广州发去了报捷的电报:“今天,我们长驱600里已抵达惠州。普通老百姓从四面八方成群结队的拥来争睹我军的风采,并给我军送吃送喝。”惠州是陈炯明叛军的总部,该城被攻下后,陈炯明逃到香港避难,从此以后他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
在蒋介石写给当时任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的周恩来的一封信中,蒋抱怨各师团中党的工作没有做到家;他还抱怨军官们的粗野行为(最不像话的一个例子是一个班长将臭袜子塞入一个士兵的嘴里)。他写道:“我们正在进行一场革命,如果我们不开始改善士兵的生活,那么所有那些关于改革和社会进步的标语就只不过是一些空话”。遗憾的是,那位新中国未来的总理的回信没有保留下来。
在战场上取胜的蒋介石现在又面对一场意想不到的政治挑战。那些心怀不满的右派,为了取得戏剧性的效果,在北京郊外的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枢前开了个会议。他们一共只有十个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发表一个口气很大的决议驱逐鲍罗廷等苏联顾问,全面改组革命党,将党总部由广州迁到上海等。当时正在惠州的蒋介石听到西山会议召开的消息后,愤怒地谴责了西山会议的参加者,这使他仍然维持着一个党左派领袖的形象。
蒋为建立**统治,继1929年全国编遣会议后,又利用革命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排斥异己,扩充嫡系,引起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的不满。1930年2月阎通电要蒋下野。3月15日,原第2、第3、第4集团军50余名将领联名通电讨蒋,并推举阎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李和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刘骥为总参谋长。4月1日,阎、冯、李分别通电就职,张则保持沉默。接着阎、冯、李等部共约60万人组成5个方面军,分别集结于许昌、郑州、新乡、顺德(今河北邢台)、衡水、归德(今河南商丘)、全县(今广西全州)等地,企图在河南境内陇海铁路(兰州-连云港)、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沿线取攻势防御,在津浦铁路(天津-浦口)沿线和湖南取攻势,得手后与蒋军决战,彻底消灭蒋军,推翻南京政府。蒋介石对这场战争早有准备,先后调集约70万人组成4个军团和4个路军,分别集结于禹城、徐州、砀山、宿县(今宿州)、漯河、武汉、萍乡、衡阳、广州等地,企图以一部兵力于津浦铁路沿线先取守势,集中主力于陇海、平汉铁路沿线,先发制人,夺取联系各战场的交通战略要地(百度搜索本书名+看最快更新)归德、许昌,与阎、冯军主力决战;以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指挥的部队围歼李军。4月5日,蒋下达讨阎令。
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宣誓讨蒋,中原大战爆发。
这场战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蒋军虽攻占河南归德(今商丘)等地﹐但总的形势不利。归德旋为冯军收复﹐长沙﹑济南先后被桂军和阎军占领﹐蒋军撤守鲁西南和豫南漯河地区。7月至9月中旬为第二阶段。反蒋各派在北平(今北京)召开革命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宣布成立以阎锡山为主席,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等七人为委员的政府﹐与南京政府对峙﹐但由于其内部各派军阀各怀鬼胎,尤其是阎锡山的一些做法引起了反蒋军的主力——冯玉祥的西北军很多将领的不满,在蒋军的猛烈攻击下,战局每况愈下﹐7月4日﹐桂军退守广西﹐8月14日﹐阎军放弃济南。冯玉祥的“八月攻势”也遭到失败。蒋军在两湖﹑津浦﹑陇海﹑平汉各战场取得全面胜利。持观望态度的张学良9月18日通电拥蒋后为第三阶段。张率东北军入关占领平﹑津﹑河北﹐反蒋联军迅速瓦解﹐扩大会议迁至太原举行﹐不久即风流云散。11月4日阎﹑冯通电下野﹐取消太原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所属军队被张学良﹑蒋介石改编。
蒋阎冯大战历时七月,双方投入兵力逾百万,战线绵延数千里,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军阀战争。蒋介石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暂时统一了革命党各军事集团。此后反蒋势力仍然存在,但已失去了问鼎中原,与蒋介石一决胜负的形式与实力,从1930年底开始,蒋便以重兵向红军的根据地发动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