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戊戌变法运动悲壮地失败以后，中华民族危机继续加深。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风恶浪面前，广大下层民众出自朴素的爱国情感，掀起了一场反帝排外的风潮，这就是义和团运动。

公元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并强行把山东划为它的势力范围。这时，外国传教士也纷纷进ru山东各地，修建大小教堂1000多个。许多地主豪绅，倚仗教会势力，不顾百姓死活，大肆搜刮财物，激起民众义愤，义和拳就在这种情况下兴起了。

由于德国在山东的侵略行径，使得山东人民对外国侵略者极为反感。早在1897年就发生了巨野教案，山东巡抚李秉衡因此被贬职。在此之后，山东的民教矛盾有增无减。1897年，山东冠县梨园屯村民与教堂因历史上的土地纠纷引起冲突。威县梅花拳师赵三多应村民阎书勤等的邀请，前往援助。后赵三多将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上奏朝廷，认为义和拳本属乡团，建议改拳勇为民团。并明确说义和拳就是“义和团”，在清朝官员中首次提出了义和团的概念。同年10月赵三多等人在冠县蒋家庄竖起“扶清灭洋”的旗帜，遭清军围剿而失败。次年（1899年），山东平原县知县蒋楷围剿义和团，当地义和拳首领李长水请求荏平、高唐等地的义和拳首领朱红灯支援，朱红灯在杠子李庄整齐队伍正式竖起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旗帜。10月11日，蒋楷率领勇役数十人前来围剿，被义和拳打败。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为“平原起义”。后来清廷加派袁世凯等人前来围剿，在森罗殿战斗中击败义和拳。其后清军游击马金叙活捉义和拳首领朱红灯、心诚和尚等人。当时的山东巡抚是毓贤，他仇视外国侵略者，对民众反洋教斗争比较同情。他罢免了蒋楷、袁世敦等，对义和拳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措施，有说法指出正是毓贤改拳为团，还向朝廷上奏将民教矛盾的责任归结于教会一方。其态度遭到外国敌视，在列强交涉下毓贤被革去职务。但毓贤对义和拳也进行了围剿，在其离职前下令将朱红灯、心诚和尚、于清水等义和团首领杀害。1899年12月，袁世凯代替毓贤署理山东巡抚。

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后，对义和团始终持敌对态度，在其任山东巡抚后严格限制义和团的活动，并从1900年6月开始血腥围剿复起的义和团。在山东遭遇不利情况后，义和团开始向直隶等地转移。清政府严禁义和团，先后派出多批军队参与围剿。1900年5月12日，涞水县高洛村发生教案，练军分统杨福同前往弹压。5月22日，数千义和团在石亭设伏击毙杨福同，被称为“涞水大捷”。这次戕官事件使清廷大为震惊。随后的1900年5月27日，直隶中部芦保铁路沿线约3万义和团占据了涿州城，知州龚荫培无计可施，便绝食坐以待毙，这是义和团占据和控制的第一个州城。在此之后，清政府又派出聂士成等参与围剿，与义和团多次交战。但此时直隶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已呈现出“诛不胜诛”的局面。

义和团的迅猛发展，使列强大为恐慌，他们纷纷要求清政府采取措施消灭义和团。在外国压力下，实际掌握政局的慈禧太后多次发布严禁义和团的上谕并组织军队进行围剿。但由于多种原因，一时难以扑灭义和团。在北京北堂（西什库教堂，当时是中国西洋教的总堂）主教樊国梁的建议下，列强遂于5月28日提出派出“使馆卫队”进ru北京，清政府先是拒绝，后被迫于31日同意，但提出每馆以二三十人为率，结果列强先后派出400多人进京，大大超出了清政府的限制。后来列强又派遣西摩尔带领2000人前往北京，这些行为对清政府形成了严重威胁。对此，清政府一面继续发布围剿义和团的命令以消除列强派兵的理由，一面又调集军队进ru北京以防不测。对外国人抱有敌意的董福祥所率领的武卫后军（甘军）即在6月9日被调入北京驻守，6月11日，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前去迎接入京的西摩尔联军，在永定门外被甘军所杀。事后，大臣荣禄亲赴日本使馆道歉。

列强向北京强行进军和义和团抵御西洋军队，使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开始出现转变。面对列强咄咄逼人的态势，清廷内部主和与主战，主剿与主抚的分歧更加严重。清政府于6月5日派赵舒翘和何乃莹，6月6日派刚毅去涿州“劝散”义和团，实为考察情况。结果刚毅的态度是“力言拳民可恃”。赵舒翘等也赞成采取招抚的措施。再加之载漪等官僚的鼓动，清政府逐渐开始承认义和团为合法组织，这种态度直接导致6月初义和团大量进ru北京。从6月10日起，在清朝官员的默许下，义和团开始大量进ru北京。在初期，义和团与北京的外国人关系紧张，但并未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6月12日“今晨探报，东华门外教堂起火，不少教民牵而北去。是为义和团入京第一次肇祸也”。（《庚子大事记》）。有论者认为这起事件很可能与克林德擅自拘捕路过使馆区的义和团员有关，北京的局势迅速恶化。

在使馆卫队入京后，以德国公使克林德为首的部分外国外交人员一味使用武力解决问题。6月14日，克林德带领水手一排行于内城之上，发现有沙地有义和团练习，即毫不迟疑发令开枪，当场打死二十余人（《庚子使馆被围记》）。此后使馆卫队开展了“猎取拳民行动”，多次主动攻击义和团员，这种行为反而使得局面更加失控，愤怒的义和团在北京到处焚烧教堂和攻杀教民，并殃及今前门大街外的大栅栏地区，“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主和派官员袁昶指责克林德说：“门吏等方与步军统领议弹压京城内外，遵旨严拿首要，以靖地方而弭邻衅。不意德克使闇于事机，擅自拿办拳匪，以致激变”。而克林德本人则在6月20日去总理衙门交涉时与神机营章京恩海相遇，并被后者射杀，酿成著名的“克林德事件”。

6月10日，列强不顾清政府的阻拦，正式组建八国联军，由在级别最高的英国的西摩尔为统帅，美国人麦卡加拉为副统帅，率军自天津向北京进发，有论者以此为八国联军侵华的标志。但由于沿途铁路许多已被义和团拆毁，再加之义和团与清军不断进攻，西摩尔在杨村陷入困境，被迫后撤，又在归途中遭到义和团与聂士成部的攻击，最终于6月26日败回天津租界。西摩尔提到此次战斗时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军覆没”。中国史学家将这次战斗称为“廊坊大捷”。在廊坊义和团与西摩尔交战同时，列强继续集结兵力，并于6月16日向大沽口炮台中国守军下达最后通牒，要求交出炮台，遭百度搜索本书名+看最快更新拒绝。次日，距通牒限定的时间还差70分钟，列强的军舰即与守军交火，守军力战不敌，大沽口失陷，守将喀什噶尔提督罗荣光牺牲（也有后来（百度搜索本书名+看最快更新）在天津自杀一说）。

在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慈禧太后连续召开御前会议，并最终作出了以武力阻止联军进京的决策，其中重要的一条决策便是对外宣战。清政府对外宣战的原因众说不一，但大多认为慈禧太后的意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清廷对外开战的决定遭到主和派大臣的激烈反对，但主和派在斗争中失势，五位主和派大臣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在其后联军逼近北京时先后被杀。6月21日，清政府以发布上谕的形式对外“宣战”。此时距大沽口失陷已有四天。

清廷的宣战诏书并未提名向何国宣战，也未将宣战文告递交外国使节，在战争中，清朝与列强始终保持外交关系。故有人认为清廷宣战徒有虚名，只不过是一个动员令而已。从克林德被杀之后，在北京的外国使馆便成为攻击的目标。清廷围攻使馆的动也是一桩争论不休的悬案。当时在北京的清军和义和团对于据守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的西洋军队有压倒性优势，却始终不能攻下。这与清政府的实际决策者慈禧太后有关，她为自己留有余地，不肯全力进攻使馆。慈禧后来谈起此事说“依我想起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虽是没拦阻他们，但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庚子西狩丛谈》）清军多次停止进攻使馆，还向使馆送去米、面、蔬菜和西瓜等物资。对使馆的围攻一直持续到北京被联军攻陷，解围后法国公使前去西什库教堂看望樊国梁主教，他们“互庆余生，拥抱为礼”。

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省，主要是华北的直隶、山西，以及内蒙古和东北，普遍发生针对外国人甚至中国西洋教徒的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以下伤亡情况和死亡数字大都根据教会人士的统计，中国官方未有正式史料证实：据统计，共有241名外国人（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2万多名中国西洋教徒（教徒18000人，新教5000人）在1900年夏天的屠杀中死亡。

在山西，全省被杀的中国西洋教徒计据说有5700余人，新教徒也有数千人，其中以内地会为最多，其他属于公理会，英国浸礼会等。7月9日，在太原巡抚衙门前，巡抚毓贤杀死西洋教方济各会传教士12人（意大利籍艾士杰和富格辣2位主教，3位神父、修士，7名修女），新教传教士及其家属子女34人（属于英国浸礼会和寿阳宣教会，其中儿童11人），共计46人。山西是全国仇杀外侨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在内蒙古，7月19日，清军马队攻进蒙古西南教区主教座堂所在的二十四顷地，村内大批西洋教徒被杀，比利时籍的韩默理主教则被“手足合系，贯以竹竿，然后以铁索穿肩骨，囚以笼”，到处游街，7月24日，在托克托城被杀。蒙古东部教区则发生滦平县活埋神甫事件。蒙古中部教区除在西湾子（河北崇礼）主教座堂避难的5000多教友外，绝大部分（3200多人）被杀。

在直隶（河北），由于总督裕禄和臬司廷雍的支持，义和团遍及全省各县，该省大批西洋教徒（至今该省仍是中国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突然面临死亡的威胁，纷纷在各处教徒集聚的村庄筑堡垒顽抗。7月20日，陈泽霖率领的清军攻破景州朱家河村，聚集在该村的3000多教徒与两神甫，不分男女老幼，尽戮，是1900年一次性死亡人数最多的屠杀事件。朱家河所在的50575名教徒，死亡了5153人，只有献县张庄圣心主教座堂幸存。保定附近的东闾村集中了9000名教徒在此避难，由于击退了4万名义和团的进攻，战后成为北方著名的圣母朝圣地和中国西洋教信徒最集中的一个村落。

在奉天（辽宁）被杀的教徒有1400多人，其中有1名主教，10名神甫。在浙江的衢台二州，也发生了集体屠杀事件。湖南衡州和陕西，也发生主教神甫被杀事件。在山东、河南，教堂被毁者占十之七八。

义和团的行为除了杀害无辜的外国人外、也直接造成许多无辜的中国人（数量远超过洋人及教民）受害，而且针对对象从光绪帝（所谓一龙）、李鸿章、奕匡（所谓二虎）、京官大臣（所谓十三羊，或谓三百羊，宣称京官除十八人外全应杀至洋人、教民、普通百姓（所谓十毛），无法无天，除屠杀外，也jiānyin据掠，其不人道处比八国联军更甚，不论以中外的传统道德观点来看、义和团的行为实属野蛮残暴。如据当时记载：“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述。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百度搜索本书名+看最快更新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胜代及本朝御碑，皆为椎碎。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

台湾人（不分统du）及许多海外华人对义和团的评价极差，义和团已经成为迷信及暴力的象征，更成为骂人用语。义和团几乎是找无辜者泄愤，不但受害的外国人多属无辜，更有许多中国人直接受害，唐德刚将义和团与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武斗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