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园口，座落在庄河县明阳镇花园口村，濒临黄海，南与长山群岛隔海相望，背靠丘陵地带，是一个普通的小港口，港口入口处有两块突出壮观的礁石，形似龙虾扼守港口，人称“虾老石’。港口近岸处礁石磷峋，峻峭壁立，涨潮时水深约三米，地势险要。传说很早以前，这里遍生艳丽诱人的花草，把海口点缀得犹如一座花园，由此得名为花园口。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军就从这里登陆，侵占我旅大地区。

甲午战争爆发后，日军为了尽快夺取金州、旅顺地区，决定第二军在辽东半岛登陆，从陆路包抄金旅。日本海军为此派出舰船，沿辽东半岛南岸沿海进行侦察，寻找登陆地点。日本陆军认为登陆地点应选择在貔子窝。因为这里海面宽广，海滩平坦，而且距金旅较近。但日本海军认为，貔子窝处在旅顺北洋舰队活动范围之内，易受攻击，因此主张将登陆地点选在距旅顺较远的花园口。最后，日本侵略军大本营同意海军主张，决定在花园口登陆。

十月二十三日上午八时半，日军第一批登陆部队搭乘“横滨丸”等十六艘船只，在十四艘战舰抢护下．由朝鲜渔隐洞港出发。二十四日五时半在雾色朦胧中闯入经花园口岸约十华里处，舰船停泊在花园口千岛至盖子头一带海域。上午八时日军开始登陆。登陆完毕后，日军立即派出侦察人员四处活动，同时修筑从海岸到花园口村的道路和在港口架设栈桥。为日军大批登陆创造了条件。

六十年代初，著明戏剧家田汉曾来花园口村访问，当地村民王际衡（已故，目睹日军登陆）向他述说道：那年九月二十六日（公历十月二十四），天朦朦亮，我们看到数十艘汽艇和小舢板，运载着数百名杀气腾腾的日本鬼子登陆。看到这一情景，乡亲们惊恐不安．慌忙四处逃奔。吴屯、久隆兴等地的居民只剩下吴振东家中年逾古稀的老母未出走，其余全部拖儿带女逃到庄河城山、长岭一带的山区避难。距花园口村十多华里的钟屯、小刘店等地的居民也闻讯纷纷北逃。扔下的村庄一片凄凉景象，触目寒心：逃难的男女老幼风餐露宿，悲惨万状。

因清军在南部沿海边防根本没有进行防范，所以，大批日军在花园口如入无人之境，顺利地将炮马辎重搬运登岸。其先头部队还得意忘形地把日本国旗插在花园口村墩台山顶，以壮侵略军威。

日军登陆后为所欲为，肆无忌惮，行为极其野蛮。王际衡老人记忆犹新，悲愤地说：日军从花园口登陆的当天，我们就逃到城山等到春节临近，返回家乡时，久隆兴前后街兵十四间草房全部被烧，剩下的是一堆堆不堪人目的废墟。其中一座被烧毁的草房砖墙遗迹至今仍在，笔者一九八七年秋到花园口村采访时，亲临现场观看了日军当年留下的这一侵华罪证。宋屯的房屋也被日军烧掉，有的居民家中的衣箱衣柜及其桌椅板凳被当做柴火焚毁，其它贵重物品也被抢掠一空。那时正值寒冬腊月，人们被逼得无家可归，饥寒交迫，走投无路。

花园口村盖子头，有座天后宫庙祭祀着海神娘娘，登陆的日军钻进庙里把海神娘娘的头割下来取乐，然后把它扔进海里。碰巧在这天夜里，停在花园口村对面近海处的日舰中一艘着火，一艘搁浅。人们对日舰着火沉没原因说法不一，当地父老曾这样传闻：我爱国同胞激于民族仇恨。携带**，趁漆黑夜晚，乘小舢板舍身摸进敌舰进行爆破，使其船体着火。另一艘日舰于惊慌失措中起航搁浅。当地还流传着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传说：日军践踏了天后宫庙，并割了海神娘娘的头，触犯了海神娘娘。于是，海神娘娘当晚燃起一团神火，抛向日舰，报仇雪恨。

据花园口村老一辈留下“百度搜索本书名+听潮阁看最快更新的传闻说，日舰着火的那天晚上，西北风刮得很大。着火的日舰被滚滚的浓烟笼罩着，舰上熊熊的火焰随着西北风刮起十几丈高的火舌，照得海水一片火红．少数躲避在山上的乡亲们，借着火光隐约可以看到日舰上的兵马被烧得乱成一团，有的烧死在舰上，有的挣扎跳海溺水而死；时而听到舰上的弹药发出一连串轰隆隆的爆炸声。事后，人们发现许多被烧死的兵马尸体随着海水飘到海岸。日军用类似豆面的东西做的假炮，也被海水推上了近滩。后来，乡亲们还把沉舰上的铜钟拆下来，挂在天后宫庙院内当撞钟用，直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军重新践踏花园口，才把这顶铜钟取走。

向野坚一，1893年毕业于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1894年在上海被选为日军间谍，在甲午战争中任从军翻译官。日军在花园口登陆后，向野坚一与藤崎秀、大熊鹏、猪田正吉、山崎羔山郎、钟崎三郎等6人被编为“特别任务班”，秘密潜入战地，搜索军事情报。日军据其提供的情报，改变了原定计划，首先一举攻占了金州。向野坚一是同时被日军派遣的6名间谍中惟一生还者，并随日军攻占了大连旅顺等地。向野坚一在11月19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述：日军由营城子向旅顺进攻时，军官下达了“见敌兵一人不留”的命令。所以当日军步兵第三联队士兵路过民家，见“有二个士人”，“遂进去击杀之，鲜血四溅，溢于庭院”。“师团长（山地元治）见此景……表示今后非不得已，不要对外讲。”（注：向野坚一：《从军日记》，19百度搜索本书名+看最快更新32年油印本，大连图书馆藏。）向野坚一还在1924年9月23日金州民政署纪念日谍三崎（注：即山崎羔三郎，钟崎三郎，藤崎秀在甲午战争时，被金州副都统连顺派兵捕获，并在金州西门外被处决）被处死的谈话中透露：“在旅顺，山地将军说抓住非战斗人员也要杀掉……山地将军下达了……除妇女老幼外全部消灭掉的命令，因此旅顺实在是惨而又惨，造成了旅顺城内恰似血流成河之感。”另据与大山岩大将是同乡、在甲午战争中任第1师团第2旅团第1大队士兵的小野次郎回忆，山地元治确实下达了屠杀密令。小野次郎在回忆他第一次杀人时说：“11月20日晚上，大山岩大将下达了进攻旅顺的命令。……攻占了椅子山炮台后，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下达了命令：‘除妇女老幼外，旅顺口的男人都格杀勿论。”显然，这些直接参与旅顺大屠杀的日本军人的记述，明白无误地表明，旅顺大屠杀是由侵略军最高指挥官下令，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

11月21日，日军占领旅顺口后，大屠杀便开始了。屠杀是从旅顺东部开始，并逐步向西部推移的。执行大屠杀命令的日军在旅顺口挨门挨户进行搜杀，逢人便杀。从城里到市郊，反复搜索，男人被枪杀、刀劈、火烧，女人则被强jiān、凌辱之后杀死，残暴的日军终于把旅顺口变成了一座地地道道的空城、死城、血城。偌大的一个旅顺口区仅逃出六七百人。

1894年12月3日北洋大臣李鸿章奏折报日兵占领旅顺大加杀戮并图往攻威海的电文中指出：“……倭自二十四日（公历21日）赴旅后，杀伤兵民甚多。二十八日（公历25日）自双岛、小平岛逃来弁兵、匠十人，今早供称，二十四夜，倭自小平岛西老龙头另股上岸万人。目下大队皆扎水师旗营，住帐房。二十六日（公历23日）又搜山，后面长墙以内及水师营，大加杀戮。墙外各村庄，如有军衣军器者皆杀。逃跑者杀。”

12月5日，李鸿章又奏报日兵杀掠事：“据从旅顺后城逃出的张万祥称：贼马步实有万余人，商民被杀甚多。南省新旧街船坞局皆未烧。”

对于日军在旅顺的大屠杀，一些日本记者和军人也留下了一些较为客观的报道和记述。日本《万朝报》新闻特派员杉山丰吉，在11月22日亲眼看到了旅顺市区内被日军屠杀后仅能看到几十名贫民的惨境，在写给该报的《旅顺通信》中指出，这里已经是“如我巡视的所见，市内仅看到六七十名贫民。”在23日进ru旅顺的一名士官发回日本的信中清楚地记载道：“市内到处都是日本兵，除了死尸之外看不到支那人，这里的支那人几乎灭绝了。”

《大阪每日新闻》特派员相岛勘次郎《从军记》的报道详细描写了死者的身姿：22日一早，寒风袭人。进ru旅顺市内而被击毙的敌兵，不计其数，尸体堆积如山。有的俯伏在壕沟里还在呻yin，有的则横尸街头；有的被刺刀刺死在藏身的房内，有的则手握刀剑依石阶倒下；有的半个身子悬在石阶上，有的则仰天倒下死不瞑目；有的半倚着箱柜，有的则倒卧在门槛上；有的死在后院，有的被刀劈于门前。日本特派员以笔名枕戈生写的《旅顺杂报》中记载：“旅顺市内真正是尸山血河”。日本特派员崛井卯之助写的《征清从军记》中记载：“敌兵往往试图抵抗，以至结局惨不忍睹者众。其尸堆积成山，其血流淌成河。街头巷尾，所到之处无不是敌之死尸。眼下，此地生存之清人已为数极少……”日本特派员甲秀辅《第二军从军杂记》中记载：“旅顺街头，所到之处尸陈遍地。有的身首异处，有的则被砍去半个脑袋；有的脑浆溢出，有的则肠肚外露；有的眼球迸出，还有的被砍去胳膊或被炸碎腿骨而倒毙在粘稠的血滩中。见之，令人毛骨悚然。若使翠帐红闺中的贵妇少女见之，则会当场骇死也未可知。”日本特派员以笔名铁严生写的《征行录》中记载：“死尸狼藉满街巷，但见敌人（指平民）或五六人或十余人头挨着头倒毙成一排，若从旁经过则腥气扑鼻。……吾未闻阿修罗之城，然则，如此凄惨之情状非想象所及。”

日军上等兵伊东连之助是在22日傍晚进ru旅顺的。翌年1月9日，经他确认之后报纸上刊登了他写给友人的信。“我认为，旅顺口战斗中敌兵的实际死亡人数要比报纸上报道的多。田野里、山中河海上，死尸累累、腥风刺鼻。旅顺街头的实际情形是，一时之间，街道上堆满了敌兵的尸体，行人须在死人堆中穿行。

1896年，伊东的友人将他的来信汇总成册，题为《征清奇谈从军见闻录》付梓上印。其中有这样的记述：“吾等于22日薄暮时分至旅顺，其时尸积如山。市区内外，尸横遍地，腥风刺鼻。碧血滑靴行路难，不得已踏尸而行。清兵狼狈不堪，投海溺死者不计其数。谓之血流漂杵，实乃言之妙极。”报纸上连载的第2联队第4中队的一名二等军曹写给其父亲的信中叙述自己所见及心情：“一边是造船所等气派非凡的建筑物，而另一边则是堆积在街头巷尾的尸山，真是痛快之极至也。”

22日上午9时，高柳直所在连队在毅字军操练场集合待命，数小时之后接到命令向旅顺市内进发。高柳在其《从军实记》中，也记述了市内的惨状：“市街上，所到之处敌兵累累死尸横卧街头；室内也必有两三具敌尸，家具散乱；民心疑惧。其腥风惨状不由让人联想到爱新觉罗之末世，顿起怜悯之念。下午3时，进驻宿营地。营房原为当地民宅，共有十余户人家。余等将死尸收集起来虚以埋之，权当作大扫除。死尸达百余具，由此推知敌人死者之众。”

一些西方目睹旅顺大屠杀的记者也都以不同方式进行了报道。美国《世界》记者克里曼从旅顺发回国内的一篇通讯，便是比较详尽记叙旅顺大屠杀真相的报道之一。克里曼1894年成为《世界》杂志战时特派员随日军行动到了中日甲午战争前线，他是与日本友善的外国记者，亲眼目睹了“旅顺大屠杀事件，写下了长篇报道”，并于1894年12月20日在纽约的《世界》新闻，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出来。克里曼的报道中有吹捧欧美列强，美化日军，污蔑我国人民的言论，但在通讯中还是较真实地记录了日军在旅顺的大屠杀暴行。他写道：“旅顺全境人民尽为日人残杀。连日屠戮手无军器及非抗敌之居民多至无数，残体死尸堆满街衢。我目下执笔书此，仍闻枪弹之声……”“日人夺去此坚固之地，不过死兵五十名，伤兵二百五十名。若以欧洲或美国之兵守之，非死万人不可。日人竟仍横恣，足见其国外具教化，内藏野性……我见一人跪于兵前，叩头求命，兵一手以枪尾刀插入其头于地上，一手以剑斩断其身首。有一人缩身于街头，日兵一队放枪弹碎其身。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兵斩之，几成两段。有一难民在屋脊上，亦被弹死。有一人由屋脊跌下街心，兵以枪尾刀刺插十余次。在我(住所)之下，亦有医所一间，悬挂红十字旗。但日兵见有无械在手之人出门外，亦即放枪。有一商人头戴皮帽，屈膝拱手乞命，兵放枪弹之，其人以手覆面上。次日，我见其尸已斩到不能辨认。”

日军发动侵华战争是打着所谓“文明战争”的旗号，并将其侵略军队自诩为“王者之师”，还自称是“按照战时国际法进行战争的”，但是，就是在这些所谓“文明战争”、“王者之师”、“遵守国际公法”等华丽辞藻下，日军却在进行一场最野蛮、最残忍、践踏国际公法和违反人道主义原则的侵略战争。还需要指出的是，日军为了给大屠杀制造根据和否认屠杀，竟颠倒和歪曲事实真相，制造了一个杀人者总是有理、而被杀者理应该杀的强盗逻辑。明明是不管男女老幼，见人皆杀，却说没有杀害平民、杀害妇女儿童之行为，明明是残杀了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清军士兵，却说杀的仅是脱下军服、换上老百姓衣服、坚持抵抗的清兵。

同时，日军又为大屠杀制造了三个借口：

一是借口金州副都统连顺处死了罪有应得的日军三名军事谍报员而实行“报复”。钟崎三郎、山崎羔三郎和藤崎秀奉命装扮成中国农民摸样，刺探清军大量情报，为日军大肆进犯金州、旅顺提供了根据。连顺为根除后患，视其罪行，果断地将三人处死。

二是借口徐邦道等在土城子击毙来犯的日步兵小队长中万德次中尉以下12人，打伤浅川敏靖大尉等43人。

三是以清廷曾令旅顺驻防官兵要守到最后一个人，15岁以上的男子皆须抵抗，民家藏有武器等等为借口。

然而，日军的所谓“报复”、“报仇”，不过是杀人藉口而已。对于日军屠杀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清军暴行，无论日本方面怎样否认，通过研究、分析，还是能够发现大量的材料予以证明的。

日军随军记者龟井兹明，在其所写《从日本出发至日军退出辽东半岛》的日记中也有屠杀俘虏的记载，不同的是，龟井兹明以所谓清朝将领曾经命令旅顺附近居民抵抗日军为借口，而悉数杀戮，无一遗留。“2团刚一受命，立刻猛进冲锋，先屠杀潜伏在旅顺市街的敌兵，在这之前清将晓谕旅附近的居民、15岁以上的男子都必须抵抗我军，所有民家每户几乎都多少藏有一些武器弹药。于是苟有抵抗我军者悉被杀戮，无一遗留。2团8连的人员总计230人中，斩杀敌兵15人以上者18名，斩杀30人以上者两名，同时在3团的宿营地也斩杀700余人，由此可知其杀戮之多。”伊东连之助是第1师团的上等兵，他就曾把五六十名清兵追至双台沟，与十名同伙一起“毙其过半”。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详细描写了当时的情形：“我有生以来首次尝试了杀人的滋味，第一次杀人时感到非常恐怖，二三次之后就非常熟练了。譬如第二次，一刀下去敌人身首异处，头向前飞出三尺余远，鲜血顿时向天空喷涌而出……我这才首次尝试真正了的击剑，从我的经验来看，杀人并无其他方法只取决于胆力如何。因此，随着杀人次数的增加手法越来越巧妙，以至无须胆力相助。日军步兵洼田仲藏在他所写的《从军日记》中清楚地写道：“看见中国兵就杀”，同样是杀俘虏的罪行。

11月23日，这一天是日军的“新尝祭”节。而日军的疯狂屠杀并没有因为占领旅顺或因“新尝祭”这个节日而停止。在23日下午1时，日军第2军司令大山岩大将下达训令划分了各部队的辖区，命令各军守备营区，而就在这一天下午2时，第2军在造船所的船坞举行了攻占旅顺的所谓“祝捷宴会”。一大群将校以上军人、随军议员和国内外新闻记者都出席了这个宴会。而就在此时，士兵们还在疯狂进行屠杀。正如步兵第1联队所属的一名中尉在信中所说，“23日，在联队赶回旅顺市内宿营的途中，小生接到了参加战场扫除队的命令，对敌人残兵败将潜伏的村落进行了彻底的搜索。结果，搜出了20余人并将他们集中到一处惨加杀害。”

在旅顺目睹日军屠杀平民和俘虏并剖腹挖心暴行的美国新闻记者克里曼记载：“剖腹刳心。次日，予与威利阿士至一处，看死尸一人。即见二兵曲身于一尸之旁，甚为诧异。一兵手持一刀，此二兵已将尸首剖腹，刳出其心。一见我等，即欲缩隐而回避。旅顺之战场所死者，（我亲见）华人（清兵）不逾百人，惟无军械在手之人被杀者至少二千人。虽则日军见其同侪一体被敌所杀，天性愤激亦可谓报仇。但既入教化之国，断无有如我在旅顺所亲见之残忍也。所有我所述之情状，非有英美随营员弁，即有柯文或威利阿士在场所见，此虽谓之战，惟不过野人之战而已。教化一国人，一代时候尚不足也。日本统帅与其分统，非不尽知连日屠杀。未得旅顺之前，无事可污日本之名，至既得旅顺后则大不然矣。”克里曼还亲眼看到“仅一条马路上就有227具尸体”。而在这些尸体中“至少有40名是被反绑着双手击毙的。”

柯文也写道：“我看到一群俘虏被反绑着双手连成一串，五分钟之内被枪打得遍体弹孔，随后又被用刀砍得七零八落。”“战争中，难免要有无辜者被杀害。只有这一点，我不去谴责日军。清兵扮成农夫形象手拿着武器化装隐蔽了起来，可能的时候他们就会发起攻击。因此，不论是否穿军服一定程度上允许把所有的清国人当成敌人。显然，在这一点上日军是正当的（这也是为日军滥杀无辜暴行的辩护－－引者）。然而，即使把清国人视为敌人，但杀人是不符合人道的。他们理应被活着俘虏。我看到，有数百人被抓住捆绑起来之后遭到杀害。也许这算不上是野蛮行为。无论如何，这就是真实情况。”

在20世纪50～90年代后人对日军在旅顺制造的大屠杀惨案的调查中，很多事件的幸存者都揭露出日军无视战争法和人道主义，公然杀害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的清军或俘虏、并且疯狂残害他们的罪行。这是关于日军杀害虐待俘虏的铁一般事实和有力的证言。而在大屠杀暴行中的日军自供，更以无可争辩的事实提供了证明。《东京日日新闻》于1894年12月7日登载甲秀辅特派记者手录里记载了如下内容：“海中死者无数，十一月二十一日午后我步兵第二联队攻向黄金山炮台，先欲扫荡旅顺市街，窥其院内，各户落锁悄然无声，当我兵毫无警戒闯入时突然从墙壁间隙开始阻击。从此乱入家屋，蹂躏居室，搜索角落，俘获清兵七八名。这绝不是粗心大意的地方，随后捣毁每户门窗，搜寻潜藏者，遂俘三十余名敌逃兵，全部斩杀，暴尸街头。搜查越严，使他们无法隐藏，遂三三五五由海岸跳入海中，企图潜水逃遁，受我兵阻击，恣意杀戮，其数量多少不得即知。”

在旅顺大屠杀惨案中，不但日军毫无人性地杀害俘虏和平民，就连日本随军记者还拿起屠刀残杀俘虏，据甲秀辅特派记者供认，这样干的并不只他一个人。有的记者也观察到日军把俘虏与平民捆绑在一起杀戮。还是这个甲秀辅特派记者，以11月24日发私信的形式记事，其中叙述：我于二十三日在旅顺市街用日本刀斩杀了清军的败残兵，可是“屠杀中国人的不止我一个人，别的随军记者还有很多。……我与其他新闻记者不同，利欲的抢掠一次也没干。”

还有海军的随军记者佐伯安特派记者记述他乘高千穗舰，在旅顺陷后第三天登陆，在市街巡回会同检察，看到市街里尸体散乱，住屋尽遭抢掠。东京《朝日新闻》的横川勇次特派记者乘吉野舰于11月26日在旅顺登陆，就是在那时还亲眼目睹了有潜藏的中国人被搜出，如串珠似的被捆绑成一串。

欲从海上逃离旅顺的士兵和居民乘坐的船，恐怕无一例外地受到了鱼雷艇的追击和来自岸上的枪击，有的沉没，有的触礁。这就是海上的情景。有的溺水而亡，有的则是船被击中后在海浪中挣扎的时候，被用枪击毙。所以，尸体的残破情状与市区没有差别。另外，海里的尸体有些并不是欲乘船逃跑的。因为在21日的进攻和随后的扫荡当中，有不少人被逼赶到了海里。这些人也成了日本兵的狙击对象，以至“悉遭屠戮，其数不知几何。”

在1894年12月9日《日本》杂志上有一篇题为《俘囚入水》的报道，详细的描述了日军押解的清军俘虏，在跳进海里被日军在岸上射杀的情景：有卫兵押解10名俘囚偶尔从海边经过时，俘囚们相约突然跳进海里。然而，由于水太浅不能淹没身体，因此他们像马在水中游行一样以手扶地匍匐爬行，只有脑袋露出海面，卫兵不得已而以枪射杀之。

参与旅顺大屠杀的不仅是日军士兵，就连武装起来的军夫也参加了对旅顺居民和俘虏的屠杀。龟井兹明在其《甲午战争亲历记》中也有记载。他在11月22日的日记中称：“三三五五的败兵（清军俘虏）逃来，每次都被击退。向旅顺告急，请求援兵，于是到午后4点从旅顺来了一个营，此时跟在这些人后边，来了清兵2000多人，整整齐齐排着队，其中有200多人假装成俘虏，倒背着双手戴着白帽子站在最前边，准备瞒我们通过这里。此日从午前10点，屡与败兵战斗，过了正午，还没有吃午饭。旅顺援兵到达方有点空闲。营外朝旅顺方向的大道几百米的地方有一眼井。因此，两个脚夫与一个兵为了洗米出营往大道来，偶然与清兵遭遇，清兵看着我兵，面带微笑，企图欺骗我们，其举动可疑，是以兵士在离清兵10来米的地方骤然开了一枪，听见枪声，兵站部的卫兵及从旅顺来的援兵，一齐向清兵射击。这时清兵已到了离兵站部仅10米的地方。忽然遇到我军射击，狼狈不知所措，进退维谷，有的请降，可是我脚夫等人用以前曾与敌人战斗过的经验鼓起了勇气，呐喊着冲入敌群，奋战数刻，此时我军想开枪，但因混战在一起难分敌我、不能射击。此刻俘获白马数头，清兵多达300人。此日俘虏大半被枪杀，剩下的把辫子吊在柿子树上，其中4人咬断了辫发，藏在高粱地里。第二天早上发现都刎颈而死，其余的俘虏也准备自刎。军夫争着每人要了一个俘虏，借来战刀全都杀死了他们，这时军夫的勇敢不亚于军人。以前军司令部曾有严令，故都没有武器，身无寸铁，赤手空拳投入战斗，若有利器，敌兵2000人可以一个不剩全部被击毙。”

此外，从日本国内报纸上也可看到，日军是决不留俘虏的。就连日方自己都对在日军侵入旅顺后这样一场大规模战争而仅有300多名俘虏的事情感到奇怪，甚至发出质疑。他们自己分析了俘虏少的原因，认为日军把清军俘虏都杀掉了。日本的《万朝报》1894年12月4日发表文章提出疑问：为什么俘虏人数比较少呢？最后做了回答，认为，沿岸有海军巡逻，陆军扼守着金州，若想俘虏残兵败将的话，恐怕一个也逃不掉会如愿以偿的。然而，俘获大量的俘虏只会增加各种麻烦，俘虏并不受第2军的欢迎。“因此，凡携带枪炮刀剑或抵抗者统统予以击毙或用刀砍死，这就是俘虏少而死者多的原因。”

关于“六夜言情”更新最快,全海外对日本占领旅顺屠杀的谴责，有贺长雄在《日清战役国际法》中记述了日军大山岩对俘虏处置这一问题的辩解：针对批判谴责的第二点答复称，22日以后，俘虏中间虽然仍然有人被杀戮，但这都是些冥顽不化、或负隅顽抗或图谋逃跑之徒，实是为了惩戒才不得已而为之。

在22日至24日三天内，有贺本人也目睹了“偶尔有日本兵把支那人三三两两地绑起来”从市内经过的情形。他认为这是“因为对日本军所犯多多才予杀戮。”

事实上，有贺长雄在与克里曼、柯文、威利阿士的谈话中早已提出了杀害俘虏的所谓理由：“日本曾在平壤俘虏了几百人，因此日本知道又要供他们吃饭，又要监视他们，这样不仅费用大幅增加而且很麻烦。事实上，在这里（指旅顺）不留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