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发工资。
文瑞调去做客服已经有段时间了。晚上，他从后现代城回来，一回来，就问我可以发工资了吗？我让他到会议室来，我把准备好的工资交给他，本来，我以为他会再跟我发发牢骚，可是，他却不像往日那样仔细点着钞票，只问了我一句：“我和公司，谁也不欠谁的了吧？”我当时情绪很低落，只不经心地应了一声。他出去了。
等我出来时，张店长又在叹气，他说，文瑞发短信来跟我说，他明天不来了。说着，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我却一点也不奇怪，文瑞的走，是必然的事。仔细回味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我知道，他走得义无返顾了。
文瑞，是我上班第一天见到的第一个同事。他是东北人，很有当年“佳妞”那种腻歪的样子，我估计，东北人都是那样嘴上能说会道的吧。
在工作上，从我来了以后，他一直都或名或暗地与我闹着别扭，搞出了不少不愉快的事。但转眼，似乎（起码在我）都像忘了一样。该说笑还是说笑。
在加盟部被撤消后的一段时间里，我都颇感慨地对他说：真行，就你一个“老人”了。他笑了笑，没说什么。
我想，如果不是工作，我和他，基本上还是谈得来的。
或许，人和人之间，本来就应该保持点距离比较好。
正所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翠微居)
我一直坚持认为，文瑞是当初“告密”的人。知人知面不知心。
但是，说到“告密”，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呢？
现在算来，自我3月16日来后到现在，还有几天就四个月了，才四个月，感觉就特别漫长，似乎经历了几个“朝代”一样。
公司，越发萧条了。而手上的工作，也倍感沉重。
这样的心情，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我和小慧之间。
晚上，回去把去年在集团办的报纸拿出来看，本来，带了一摞报纸，是和简历放在一起给面试公司看的。现在看来，全无必要。
我看着报纸，忽然感觉，才不过一年多，我却好象经历了很多很多。
14日周五，昨天晚上，在网上，我对芳芳说，我想起以前在集团虽然也是身兼多职，也没感觉过这么累，在当时那么多的“兼职“中，我最喜欢的还是办企业报刊，一到要出报纸的时候，我就特别兴奋，这其中，当然除了可以去江阴，找开天广告的牡丹、东升他们玩以外，还有排版编辑中的乐趣，尤其是阿庆主任教我一些报纸排版的基本知识后，我基本上掌握报纸的排版和内容的调整，当把报纸办好印刷出来以后，不说别人，光是自己捧着报纸时的那种“成就感”的滋味就让我到现在都忘不掉。往全国发放报纸时，我免不了也要寄给家人和朋友。虽然，我也清楚，像我们这种企业的报刊，不会有多少人看，但以我那时振奋的心情，我恨不得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到由我办理、有我名字的企业报纸……
健和李之间的矛盾，早已公开化了。
7月15日，他打电话来，跟我说他要请一天病假，而我，也迟到了。(翠微居)
李总的“呼啸”刚刚从耳边闪过，对于我，我需要的是休息，让自己静一静。就像健那样，他说自己不在状态上了，我又何尝不是。
昨天中午，看来，健的忍耐已经接近极限了。我也一肚子委屈。
其实，我现在也明白过来：看人看事，不要只看表面，深入地接触后，才可以做出公正的评判。
而恰在此时，梁总的会计近期要到位了，出纳也是。
李总这两天对我说的话，让我有“兔死狗烹”的感觉。
19日上午，李总认为我越级反应问题是大不敬，而陈中午把梁总的信发给我，我看了以后，一股热血直往脑子里涌。
我一天的心情都差极了，下午，家里的事也让我自责不已。中午的时候，小慧打来电话，说她已经买到火车票了，周六的车，硬座。我问她高经理什么反应，她说她决定了，高经理还能有什么办法？
她开心极了。
公司的事，让我想起历史上的“朋党”之争，似乎，我被斗了下去。
但究竟是谁在搞小团体，谁在拉帮结派，谁的作为让我一直执法都无法追究下去？(翠微居)
……
梁总，您好：今天陈已将关于项目责任分类邮件发给了我，我已经知道了相关内容。
自我3月16日到公司担任行政经理一职以来，迄今4月有余，这4个月来，发生了很多事。到现在，我还记得当初来时自己的干劲和活力。
坦率地说，今天我看到邮件时心里十分难过。我在sunroom的这段时间，是亲眼看到很多人和事的变故，如果一开始，我积极进言，去建议，去争取。那么，我想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已经没有很大的激情来试图改变公司的人与事了。才4个月，感觉好象过了很长时间。
从工作日志到查看聊天记录，从每周必集体开会到互相推委，磨嘴皮子的多，做实事的少，我是一个员工，我了解员工的想法，也了解员工的需求。一开始，我就针对补助和作息时间安排还有薪资等问题提出建议和条例，但这些意见都被否决了，我所提出的建议决不是只考虑员工的利益，如果员工对公司的制度充满意见和敌视，他们怎么会积极工作呢？如果对公司里的员工，管理者不能一视同仁，员工怎么不会消极怠工呢？有些规章制度定出来下面不执行，追究起来上面会让步，这样的例子很多。时间长了，谁会认真对待管理条例？迟到、早退、病假、事假为什么可以区别对待？当其他员工把这些问题提出来时，我该怎么回答？难道把责任都推给上级吗？我说得现实一点，所谓行政，平时是看不出成绩的，有什么问题才会找上行政。难道当上级处理问题定出决策后，我还坚持抗命吗？当然，最后的问题都是我的责任了。包括财务制度，包括行政制度，上级不可以带头做出来，面对其他员工的询问，我还可以说什么？说到底，我的工资是上级发的，只要不是太关乎自己的事，我都开始听之任之了，这就是我在后来工作中逐渐转变的心态。
在这段时间里，公司走了很多人，每个人的离开，都让我在心里引发思考，为什么每个人都可以走得那么义无返顾，好象逃命似的离开公司？这些不是很能反映问题吗？这些问题我都提过，但为什么到最后却变成我只站在员工的立场上考虑，只关心员工的利益了？如果员工感受到公司的好，那消极的就只有极少数了。我明白，公司刚刚起步，正是创业维艰的时候，给不了员工太多，但有些举措实在让人流汗又流泪，心有不甘，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文锐的离开给我的感触很大，在他走时我还不知道，发工资的时候，他突然问我：现在我和公司谁也不欠谁的了吧？我当时没在意，等我出来，张斌才告诉我他发了条短信说他不来了。直营店这边的工作强度很大，很多时候周日也休息不了，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承受没有时间限制的工作，出了问题只有训斥而不考虑工作人员的精神疲劳和身体疲劳，这个问题我在两个月前就与张斌商议过，招聘也好，工资也罢，该做的我都做了，可上级和同事没有动静，难道我可以越俎代庖吗？有些事，的确做得让人寒心。在这样的情况下，试问谁会把自己当成公司的一份子，那么，拿公司当跳板，找到下家后立刻走人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