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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一位戴着圆框眼镜的导演正用粤语侃侃而谈，内容涉及市场与票房。

台下坐满了人。

来自不同地方的导演们齐聚于此，神情专注，尽管并非所有人都能完全听懂那些快速滑过的音节。

没有人打盹，但眼神里飘过的些许茫然，或许透露了另一种真实。

他也坐在其中。

这样的场合，他本意并不想缺席。

内地导演们几乎到齐了，除了那位正为一场全球盛会忙碌的大师。

几位以鲜明风格着称的同行，也都出现在了这里。

稍后，他还需要走到台前，为今天的讨论画上一个句号——这是安排好的环节，在他之前，各方代表将依次陈述。

稿子早已准备好，安静地躺在他的文件夹里。

助理的笔总能提前捕捉到风向，这算是一种才能。

他其实更愿意坐在下面，听听那些鲜活甚至带着争执的声音，而不是扮演一个最终的总结者。

这位置过于醒目，与他近来想要收敛些的心思并不吻合。

伴侣因工作未能同行，恰好另一位有空，他便带着她南下来到这海岛，原计划是看看海，散散步，并不想站在聚光灯下。

但有些推脱并不容易。

来自上面的电话里，语气温和却坚定，认为唯有他能够平衡此刻会议室里各种微妙的声音，其他人或许分量稍欠。

既然话已至此，他便不再多言，接下了这个任务。

环顾四周，港岛影坛那些熟悉的面孔大多在场，甚至包括那位久未露面的江湖片前辈，以及刚刚结束一部古装巨制后期工作的文艺片名导。

相比之下，海峡对岸来的代表里，倒是少了些经常见于报端的身影。

颜维明记得自己上一次踏入那间挂着“电影导演交流”

牌子的会议室时，杨德昌先生还在场。

如今六月刚过，斯人已逝。

他的视线掠过会场靠边的几排座位，扫过几张熟悉或陌生的面孔——朱闫平、钮成泽都在其中——一股没来由的躁意攀上心头。

华语电影的天空又黯了一角。

即便他拥有这跨越时间的机缘，也终究无力逆转生死。

台上，刘振伟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来，嗡嗡作响。

他手里捏着厚厚一叠稿纸，神情郑重，语调抑扬顿挫，仿佛正阐述着某种精深的要义。

然而台下，来自内地与对岸的同行们脸上，大多浮着相似的困惑与疏离。

这场景让颜维明觉得有些可笑：又是一场圈内的自言自语，一场缺乏共鸣的独白。

某些群体似乎永远活在自己划定的疆域里，视野局促，无论生活还是创作皆然。

他想起吴白鸽，早年的作品何等鲜活有力，可一旦试图驾驭宏大的时代叙事，如那部《风语者》，便显出力不从心。

后来的《赤壁》与《太平轮》亦是明证。

前者尚能倚仗星光吸引观众，到了后者，便彻底失了章法。

可他们从不反省自身，总将缘由推给别处的限制。

他们似乎忘了，自家的门户早已挡不住外来的洪流，却还在原地摆着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