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阳光刺眼，将玻璃映成一片亮白。

他眯起眼，想起剧组拍摄时某个傍晚——灶上的蒸笼冒着滚滚白汽，燕盏在汤水里缓缓舒展，摄影师趴在地上找角度，导演盯着 ** 一遍遍喊重来。

那盘菜最后谁也没吃，放凉了，便被倒进垃圾桶。

有些代价看不见，但总得有人付。

老中医扶了扶眼镜，镜片后的目光扫过台下攒动的人头。

他面前摊着一本翻旧的剧本，纸页边缘卷曲发黄。

早些时候他领着剧组的人跑遍了沪城大大小小的药材市场，有些铺子藏在弯弯绕绕的巷子深处，连招牌都褪了色。

他们一箱一箱地挑，银针要试过手感，药材得嗅过气味——那些东西现在都摆在后面的长桌上，在灯光下泛着干净的金属光泽和植物干燥后的自然褐色。

它们能救人，也能入戏，每一件都来得不容易。

接着站起来的是管服装的女人。

她说话时手指无意识地捻着袖口，那布料是反复染过才得到的旧绢色。

她说起为了几枚扣子跑遍作坊的事，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咬得清楚。

钱花在哪里，线缝在何处，灯光打上去会不会反光——这些琐碎细节堆成了七个月，堆成了一年。

郝雷是第三个起身的。

她没坐下，直接撑着桌子边缘，指尖压得发白。

镜头对准她发红的眼眶。”七个月，”

她重复了一遍，像是要把这个词钉进空气里，“每一天都是从天亮拍到天黑。

导演总说再来一条，总说还能更好。

我累得站着都能睡着，但没人喊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