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七，年关已近，县城里零星响起的鞭炮声却丝毫穿不透县招待所那间小会议室紧闭的门窗。

室内烟雾缭绕，空气凝重得几乎能拧出水来。

调查组全体成员围桌而坐，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内部闭门会议，汇总几天来的调查情况，并形成最终意见。

然而，汇总上来的信息却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割裂。

从县委卫书记那里得到的是滴水不漏的官方答复：“一切都是县委的集体决策，乔爱国同志只是按照县委的要求，履行了自己的本职工作，程序上没有问题。”

从县财政局、工业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得到的回复也高度一致：“我们都是严格按照当时的政策和规定办事，所有档案材料齐全，可供查验。”

但从前任厂领导那里，却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那几位早已靠边站的老厂长、老书记，语气中带着些许不甘和怨气，他们承认当年是反对改制的，但“县委的决定必须执行”。

当被问及是否有违规操作和国有资产流失时，他们言辞闪烁：“中间具体怎么谈的，我们这种被架空的人哪里清楚？

希望上级能彻底查清，给我们，也给全厂职工一个明白！”

这些话，虽然含糊，却像几根细小的刺，扎进了某些调查组成员的心里。

情况汇总完毕，会议室内立刻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观点。

以审计厅和国资委几位干部为代表的一派，面色凝重。

其中一位资深审计员推了推眼镜，率先发言，他的逻辑建立在一种“结果导向”和“防范风险”的基础上：“同志们，我们暂且抛开当初股份制承包的程序是否完全无懈可击不谈——毕竟当时的政策环境也比较模糊。

但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更核心的问题：这两个厂子在黄磊手里已经盘活了，资产规模、盈利能力、上缴税收都今非昔比，这证明它们是优质的国有资产！

如此重要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企业，掌握在私人手里，合适吗？

这会不会尾大不掉，将来形成垄断，甚至影响地方经济稳定？

我认为，出于对国家资产长远负责的考虑，应该顺势将其收归国有经营。

至于黄磊，我们可以将他当初投入的资金连同合理的利息退还给他，这已经充分考虑了个人利益，符合公平原则。”

他的话音刚落，以工商局和税务局代表为首的另一派立刻表示了反对。

那位来自省税务局的处长语气急切，更注重规则和契约精神：“我坚决不同意！我们调查的核心不就是程序和事实吗？

现在所有证据都表明，当时的改制在程序上是合规的，符合国家当时鼓励探索的政策大方向。

黄磊接手后，依法经营，照章纳税，没有任何违法记录。

政府与个人签订的协议，难道是一张可以随时撕毁的废纸吗？

如果我们今天因为企业搞好了，赚大钱了，就要收回国有，这叫什么？

这叫过河拆桥，杀鸡取卵！

传出去，政府的公信力何在？以后谁还敢来我们省投资？谁还敢相信我们的政策？”

两派意见尖锐对立，谁也说服不了谁，争论声在小小的会议室里回荡，气氛越来越紧张。

“够了！” 一直阴沉着脸沉默不语的调查组张组长，他可是省某实权部门的主任，他这猛地一拍桌子，茶杯盖被震得叮当作响。

会议室瞬间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张主任环视一圈，目光锐利如刀，最终缓缓开口，声音低沉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

“既然我们内部的意见无法统一，那就将两种意见，连同调查的详细报告，原原本本地上报给省委，请领导研究决定。”

他顿了顿，身体微微前倾，一字一句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语气也变得愈发严厉：

“不过，在这里，我个人的态度必须明确：我倾向于支持解除这份不合时宜的承包合同，并依法追缴那已分发的一点五亿分红资金！”

他看着面露惊愕的众人，声音陡然提高，带着一种痛心疾首的质问：“同志们！我们要清醒一点！

你们下去看看，我们省里还有多少贫困县，多少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孩子上不起学！一点五个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