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仲明死后第三天,裁缝铺后院。

沈玉兰把那张电话清单铺在桌上,铅笔头抵在第五个号码旁边,轻划了一道短横。

“这个号码前缀不对。”

徐望川坐在对面,手里捏着半截冷掉的馒头,嚼了两口咽下去才接话:“怎么不对?”

“前三个正金银行格式的号码,前缀都是三位数加两位区号,标准的虹口金融区交换机。”沈玉兰把铅笔尖移到第五号码上,“这个前缀是四位数,格式跟虹口宪兵队专用交换机一样,我在北平待过三年,日本军方的内部线路编号规则,跟民用完全不同。”

馒头搁回桌沿,椅子往桌边拉了拉,他低头凑过去看那串数字。

“宪兵队的线?”

“军法处方向。”沈玉兰的语气很确定。

“让杨若琛去查。”

杨若琛第二天下午从巡捕房回来,进门时外套肩上还沾着半片梧桐叶,手里多了一张抄写的纸条。

“查到了。”他在桌边坐下,把纸条推过去,“这个号码登记在上海日本宪兵队军法处,使用者叫唐本清一,日籍,翻译官,专门负责审讯关押在虹口的抗日人员。”

沈玉兰接过纸条看了一遍,又递给徐望川。

“唐本清一”三个字,他盯了五六秒,脑子里转的却不是这个翻译官。

冯裕昌死前,每周跟宪兵队军法处通电话。

军法处掌管虹口所有抗日人员的审讯档案和关押名录。

而重庆急电制裁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唐绍仪。

唐绍仪每周去虹口宪兵队,冯裕昌每周跟宪兵队军法处通电话,两条线中间,隔着一个唐本清一。

“通话记录能调吗?”

杨若琛点头:“法租界电话局跟巡捕房是一套体系,以协查冯裕昌案的名义,调近两个月的不难,但只有时间和时长,没有内容。”

“够了,去调。”

又等了三天。这三天里老西门桥裂缝仍旧是空的,宫九的窗口又少了三天。杨若琛把一份手抄的通话记录摆在桌上,纸角压着半杯凉茶。

两个月内,冯裕昌与唐本清一通话共九次,全部集中在每周一和周五下午,时长三到五分钟。

沈玉兰拿过记录,用铅笔在每周一的通话时间旁边标了记号,然后抬头:“每周一下午两点到两点半之间。”

徐望川没说话,等着她往下说。

“唐绍仪每周一上午去虹口宪兵队,这是赵德隆上个月就查过的。”沈玉兰的铅笔在纸面上点了两下,“上午去,中午回,冯裕昌下午跟军法处通电话,时间完全能对上。”

“对上什么?”

“冯裕昌是法律顾问,经手合同审核,唐本清一是军法处翻译,唐绍仪是伪政府代表。”铅笔放下,她两手交叠压在纸面边缘,“每周一唐绍仪去宪兵队汇报情况,回来后冯裕昌跟唐本清一通电话确认内容,然后把需要法律处理的部分对接进合同体系。”

三个人,一条线,每周一转一圈。

唐绍仪不是坐在公馆里等日本人养着的花瓶,他每周亲自跑宪兵队汇报,冯裕昌替他跟军法处衔接法律程序,三个人拧成一条绳。

“叶吉卿那边有东西。”

沈玉兰从牛皮本里抽出一张薄纸,上面是她用铅笔誊写的几行字:“李士群前天跟吴四宝抱怨,原话是唐绍仪那个老东西每周一去宪兵队告我的状,说我连自己的人都保不住。”

纸条接过来看了一遍,又看第二遍。

每周一去宪兵队,不光替日方做事,还在向日方告76号的状。

冯裕昌案,钱仲明案,这些消息唐绍仪都在第一时间递进了宪兵队大门。

日方眼里,这是一颗监视76号的棋子,好用就用,坏了就换。

唐绍仪死了,日方不会兴师动众查凶手,只会赶紧再找一个能坐那把椅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