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三路人马分头从不同的门出了安全屋。

方维新走的最早。

六点十分，穿了件洗的发白的蓝布长衫，围巾裹到下巴，从一楼后门出去拐进消防梯旁的弄堂。

手里提着个公文包，里面装了半叠空白纸和一支钢笔，伪装成文书跑腿的洋行小职员。

目标直指法租界公董局的旧档案室。

赵德隆前天给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公董局二楼杂物间管档案的巡捕姓吴，安徽人，抽黄金龙牌香烟。

刘向东晚了二十分钟出门。

穿着赵德隆弄来的粗布棉袄，戴了顶油腻腻的毡帽，腰里别着一把扳手，扮成上门修水管的工人。

赵德隆约了一个熟人在霞飞路东段一家茶馆碰头，那人在法租界做了十几年的房产经纪，法租界谁的房子租给了谁他门清。

沈玉兰走的最晚。七点整。

还是昨天那身藏青色碎花棉袄，灰围巾，竹篮子里铺着白布盖着青菜。

林素贞在二楼窗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弄堂口，转头问身边的吴庆余：“嫂子让你今天干什么？”

吴庆余正在用一块旧布擦手枪零件。

“背撤退路线，第三遍了。”

林素贞把窗户关上。

方维新在公董局花了四十分钟。

两包黄金龙烟塞过去，锁一拨就开了。

杂物间里积了半寸厚的灰，木头柜子排了一溜，抽屉上的标签用法文和中文各写了一行。

方维新翻到1934年度新注册商号那个抽屉，一份一份扒拉，手指头都搓黑了。

光华照相馆，注册号F-1934-0871，注册日期民国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

经营者陈耀宗，福建福州人，法租界居住证编号2290。

把这页抄下来后继续往后翻，找到1937年度的变更登记。

光华照相馆十二月提交复业申请，复业登记表上多了一栏，写着新增股东叫渡场三郎，日本国籍，持股百分之四十。

方维新看到这名字整个人都懵圈了，抄写的时候笔尖在纸上停了一秒。

记下页码又往后翻了两页没更多信息了，算了，有这名字也算是够了。

在茶馆里等了十分钟，确认没人跟踪，这才绕了两条街回安全屋。

刘向东回来的晚，将近中午了。

带回来的信息不多但每条都实在。

光华照相馆的房东是个葡萄牙裔商人，叫费雷拉，在法租界有七八处房产，自己住在霞飞路西段的洋房里，基本不管事。

月租三十五法币，每月初由一个穿西装的中国男人来交。

赵德隆的人跟了两次，认出这个交租人是法租界德丰洋行的跑街，人在洋行里不太起眼，做的是杂务。

“赵德隆说要继续查可以，但得加钱。”

刘向东坐下来灌了一大口凉白开。

“他原话，这破活儿费鞋底子，一双布鞋五角钱，我的人穿坏了三双了。不过话说回来，老西门的布鞋确实是不耐穿。”

徐望川没理这茬。

他表面稳如老狗，实则手心全是汗，把方维新抄回来的工商登记信息和刘向东带回来的房东情报并排放在桌上看了一遍。

渡场三郎，日本商人，持股百分之四十，淞沪会战后入股一个中国人开的照相馆。

指尖按在渡场三郎四个字上反复摩挲。

这个名字他不认识，压根不在脑海里。

但这不说明什么，1938年初的上海有成千上万个日本侨民，商人，掮客，间谍，他不可能全记住。

下午四点半，沈玉兰回来了。

她进门的时候脸色比出门时难看的多，气得够呛。

竹篮子搁在桌角，围巾扯下来搭在椅背上。

她没坐下，直接走到地图前面，拿起铅笔在菱形结构西南角菜场的位置旁边画了第五个圈，标注了一个门牌号。

“灰衣男。”徐望川接话，猛的从椅子上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