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七日，早上六点差一刻，天还没亮透。

徐望川睁眼的时候，沈玉兰已经坐在窗边的梳妆凳上了。

桌面铺着一条手帕，缺口瓷碗倒扣在上面，碗底朝天。

她手里捏着薄刃匕首的刀背，正往裂纹里压烟灰和蜡的混合物，动作很轻，很稳。

徐望川没出声，靠在床头看了半分钟。

晨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打在碗底六个字上，原本刺眼的裂纹现在看起来暗沉，内敛，带着百年器物才有的沉默。

“手艺不错。”

他开口。

沈玉兰头也没抬。

“你那把匕首太锋利了，刮蜡的时候差点把釉面划出新痕。”

她把碗翻过来，对着光转了一圈，搁回手帕上。

“但你最好祈祷渡边家没有真正懂瓷器的人。”

徐望川下床，赤脚走到桌前，拿起碗在手里掂了掂。

三两六钱，手感偏轻，真正的宣德官窑胎体要厚实的多。

但这都不是问题，他今天卖的不是碗，是故事。

七点半，两人下楼吃早饭。

餐厅里人不多，昨晚的甄别折腾了大半夜，住客们起的都晚。

徐望川要了两份吐司和咖啡，吃相依旧粗鲁，黄油抹的满手都是。

沈玉兰坐在对面，用极小的声音说了一句。

“出门的时候我看了走廊，消防楼梯那边的灯没了。”

昨晚有，今晚没了。

监视撤了，或者换了位置。

徐望川嚼着吐司，含糊不清的回了一个字。

“嗯。”

九点二十，两人出了饭店大门。

徐望川穿着最体面的深灰色三件套西装，头发用发蜡往后梳的油光锃亮，左手拎一只包了绸布的木匣子，碗装在里面，外头看着挺有模有样。

沈玉兰挽着他的胳膊，浅色旗袍外罩了件日式短外褂，珍珠耳钉在阳光下晃。

街上的宪兵看见他们，目光在沈玉兰身上多停了一秒，但没拦。

烫金请帖揣在徐望川西装内袋里，这东西现在是他的命。

渡边官邸在中山北路尽头，原来是国民政府某个部长的私宅，三层洋楼带花园，门口站着四个荷枪实弹的卫兵。

徐望川递上请帖，卫兵核对了名字，打了个电话，五分钟后一名勤务兵出来领路。

客厅很大，西式家具配着几幅日本浮世绘挂轴，茶几上摆着一套银质茶具。

渡边司令长官没有出现。

出来接待的是渡边洋子和一名四十来岁的参谋副官。

副官姓井上，中佐军衔，脸上的表情公事公办，一秒钟都不想多待。

“早川先生，请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