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苇荡里趴了整整两个小时，等巡逻艇的发动机声彻底从江面消失，徐望川才拉着沈玉兰从泥地里爬出来。

两个人浑身上下全是泥浆和芦苇碎屑，沈玉兰的风衣撕了一道口子，珍珠耳钉掉了一只。

“我们现在去哪？”

徐望川把皮箱上的泥擦干净，用旧桌布重新裹好，掏出怀表看了一眼。

晚上十点四十。

“大和饭店。”

沈玉兰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

“大和饭店。”徐望川重复了一遍，语气跟说去街口买包烟一样平淡。

“南京城里现在最安全的地方不是安全区，不是教堂，不是难民营，是日军高级军官住的饭店。”

“你是认真的。”

“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这句话在任何时候都成立。”徐望川把烟斗叼回嘴角。

“日本兵搜平民，搜难民，搜废墟，但不会搜自己住的地方，住进大和饭店就等于披了一层日军将官级别的保护壳。”

沈玉兰不说话了，她知道徐望川说的对，但要让自己亲手走进那个遍地都是刽子手的地方，需要的不是勇气而是某种常人不具备的冷血。

“你的脸需要洗，你的衣服需要换，你的头发需要重新梳。”

“你是早川太太，你刚从前线采访回来累坏了，你需要一个热水澡和一张干净的床。”

徐望川说着从泥地里捡起那只滚落的珍珠耳钉，在衣摆上擦了擦，递给她。

“走了，早川太太。”

大和饭店原名首都饭店，日军占领南京后改的名字，六层楼的西式建筑，外墙上的弹痕被匆匆糊上了水泥，大堂里挂着太阳旗和日文横幅。

门口两个卫兵，大堂里坐着三五个穿军装的中佐和少佐，还有几个西装革履的外务省文官。

徐望川搂着沈玉兰走进旋转门的时候，整个人又变回了那个混横滨码头的二手商人，唯一的区别是多了一身从芦苇荡里带出来的狼狈。

前台的日本女招待用警惕的目光打量着两人。

这种身上沾着泥的客人通常不是饭店的消费水平。

徐望川把一叠美钞拍在柜台上，大的那种，二十美元一张，数了十张。

“最好的套房，要能看见院子的那种，我太太刚从下关那边采访回来，差点被流弹打中，惊的够呛。”

他的关东腔比白天更浓重了，整句话说的又快又含糊，带着暴发户特有的不耐烦。

“还有，热水要多，毛巾要厚，晚饭送到房间里来，我太太饿了。”

女招待翻了翻住宿登记表，在桌下的电话上打了一个内线，三十秒后挂掉，脸上换了笑容。

“早川先生，四楼的套房可以吗？浴室里有全套的洗漱用品。”

“行。”

套房门关上的那一刻，沈玉兰的腿软了，整个人靠在门板上往下滑了两寸。

徐望川先把皮箱塞进衣柜最深处，外面盖了两床棉被和一件浴袍，然后检查了窗户和走廊的视线角度，确认没有人能从外面看到室内。

“先洗澡，换掉这身衣服。”

沈玉兰走进浴室，热水从花洒里倾泻下来的时候她整个人止不住的发抖，绷了太久的弦松了一下，膝盖差点跪在瓷砖上。

晚饭送到房间是半小时以后的事。

白米饭，味增汤，烤鱼，几碟小菜，另加一壶清酒。两个人对着这桌日本饭菜没有说话，闷头吃了个干净。窗外那座正在流血的城里有多少人连这碗白米饭都吃不上，谁都没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