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叫马全义，也是行动一队的，比刘向东小两岁，个子不高但手劲极大，审讯的时候负责动手那个环节。

第三个叫曹德贵，雷振山推荐的川军老兵，当过排长，腿脚利索，认路过目不忘，给他一张地图看三遍，半年之后你把地图烧了他还能把每条巷子画出来。

雷振山在推荐信里写了一句话：“这人话很少但跑的特别快，当交通员正合适。”

第四个叫方维新，沈怀远从总部电讯处要来的无线电技术员，二十五岁，近视四百度，离了眼镜连路都走不稳，但拆装电台的速度比顾珂若还快。

沈怀远在电报里特别注明了一句：“此人不能上前线，碰到枪声会哆嗦，但坐在电台前面比谁都稳。”

四个人到齐之后，徐望川花了一个星期给每个人安排掩护身份。

刘向东去了公共租界一家广东人开的茶楼当跑堂，那家茶楼的老板欠钱四海的赌债，一句话的事。

马全义在法租界霞飞路尾巴上开了一间裁缝铺，铺子是沈玉兰用兴隆公司的名义租的，缝纫机买了两台，布匹进了三卷。

马全义不会裁缝，但他会量尺寸，量尺寸的时候跟客人聊天是全世界最自然的情报收集方式。

曹德贵做了黄包车夫，在法租界巡捕房登了记，拿了牌照。

他的黄包车是法租界编号三百二十七号，从此以后法租界的每一条街每一条弄堂他都有合理理由跑遍。

方维新住在安全屋阁楼里，哪都不去。

他的工作就是守着那台短波电台，每天定时与南京联络两次，每次不超过三十秒。

骨架搭起来了。

第三个月。

沈玉兰在日本太太茶话会上听到了一个消息。

说这话的是松田少佐的太太，胖胖的京都女人，藏不住话。

她在抱怨丈夫最近总加班，说海军陆战队的营房又在扩建，虹口那边的日本小学把操场的一角挖了大坑，说是要建防空壕，把孩子们吓的直哭。

“好好的太平日子，挖什么壕嘛。”

松田太太一边嗑瓜子一边摇头。

沈玉兰端着茶杯微笑，心里在记每一个字。

当天晚上她把情报带回来，徐望川坐在条桌前听完，手里的铅笔在纸上划了两道线。

海军陆战队增兵。

小学挖防空壕。

一个是军事扩张，一个是平民防御。

这两件事同时出现只能说明一件事，日本人在上海准备打仗，不是小打小闹。

他把情报整理成密电格式，让方维新发回南京。

戴笠的回电在第二天下午才到。

两个字。

“继续。”

徐望川把电报稿叠了四折塞进口袋。

两个字，比骂人还省事。

但这两个字说明戴笠看懂了情报的分量，只是现在还不到做反应的时候。

三个月到期。

上海站正式编制十二人，徐望川，宫九，沈玉兰，刘向东，马全义，曹德贵，方维新，加上沈玉兰此前在上海招募的五个本地线人。

三条情报线分别扎进法租界，公共租界和虹口日占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