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子多了，屋里就装不下了。

以前一天二十几单，货往地上一堆，房间里还转得开身。后来单子越来越多，一天三四十单、四五十单，屋里堆满了花箱，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我索性把打包的阵地，搬到了楼下大门门口。

门口宽敞，一箱一箱的花摆开，能铺一地。白天我直播，杨二聪和张有利在门口打包，车来了直接装车就走，方便。来往的人路过，看一眼满地的鲜花，还有人停下来问价钱，顺手买两束走。

我寻思着，这倒是个好法子，既腾了屋里，又招了生意。

那天下午，太阳正好，我们仨正在门口打包。

我蹲在花堆中间，正给一束玫瑰去刺，忽然觉得眼前的光被什么东西挡住了。我抬起头，看见四五个人，穿着制服，齐刷刷地站在我面前。

为首的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沓纸，问了一句：谁是杨卫武？

我手里的花，一下子掉在地上。

我站起来，嗓子有点发紧：我…… 我是。

那人把那沓纸递过来，说：我们是法院的，这是传票。你欠银行的钱，银行起诉你了，这是开庭传票。

我接过来，低头一看——薄薄的几页纸，上面密密麻麻印着字，什么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被告：杨卫武开庭时间：xxx。我认得那几个字，可它们挤在一起，我看了半天，也没看进脑子里去。

我攥着那沓纸，站在门口，手有点抖。

周围已经围了不少人。路过的、买花的、隔壁摊的，都伸着脖子看。有人小声嘀咕：欠银行的钱？法院都找上门了？……

我脸上火辣辣的，像是被人当众扇了一巴掌。

送传票的人没多待，公事公办，说完了就走了。杨二聪和张有利在旁边，脸色都不好看。杨二聪凑过来，压低声音：老杨，没事吧？

我摇摇头，把那沓纸往兜里一揣，蹲回去，接着打包。

可我的手，一直在抖。那束玫瑰，我扎了好几次，都没扎进去。

那晚，我一宿没睡。

我躺在花堆旁边，翻来覆去地想那张传票。欠钱，我承认；欠了不还，我也认。可法院传票这四个字，真落到我头上的时候，还是把我砸懵了。它不是催债电话，不是短信，是白纸黑字的、盖着红章的、要我去法庭的东西。

我想起那些催债的人，想起他们的话——你再不还，我们就起诉你。以前我当是吓唬，现在，人家真的来了。

第二天，我没去开庭。

我坐在屋里，想了整整一上午。去开庭？去了又能怎么样？我没钱还，去也是白去。判我输，冻结我的账户，我那些钱，还得靠它周转呢。

我打电话，跟二哥借了身份证。

我二哥杨华，是上门女婿，人老实。我在电话里支支吾吾说了我的难处——我那账户，可能要被人冻结了，我想借他的证件，把收款那套东西，先挂到他名下去，等我的事过去了，再换回来。

二哥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说：行。你看着办。别再把事闹大了。

我把二哥的证件资料要过来，把收款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换成了他的名字。

办完这些事，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奇怪的是，从那天起，我心里反倒不那么慌了。

以前一听到这个字，我就头疼，就心慌，就觉得自己这辈子完了。可传票都接过来了，还能怎么样？我算是想明白了——我不是不还，我是真的没钱。等我有了钱，我一分一分地还，连本带利，一分都不少。

想通了这一层，那些催债的电话、那些短信、那张传票，在我这儿，忽然就没那么可怕了。

它爱催就催，爱告就告。我人在，心在，这债，我认。

只是那天下午的事，像根刺一样，一直扎在我心里。

我总想起，那四五个人穿着制服，站在我门口，当着一圈人的面，喊我谁是杨卫武。我总想起那些围观的眼光，那些窃窃私语。我杨卫武，活了一辈子，被人当过笑话，被人瞧不起过，可被人当众送传票，这还是头一回。

夜里，我一个人坐在花堆中间，越想越睡不着。

我不是怕那笔钱。债欠得多了，虱子多了不痒，那张传票上写的那点钱，在我那117万里，连零头都算不上。我怕的是被人看不起——我怕的是，我在门口打包，来往的人都认得我，明天他们再路过，会指着我说：看，就是他，欠钱不还，法院都找上门了。

我攥着那沓传票，手指头捏得发白。我就这么坐着，坐到了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