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骑的马蹄声还在宫道上回荡，政事堂外的灯笼被夜风扯得忽明忽暗。陈长安站在廊下，手中那封扬州急报已被拆开，纸页边缘微微卷起，墨迹未干。

门外脚步声越来越密，夹杂着压低的议论和粗重的呼吸。数十名盐商代表挤在侧门台阶下，穿的是绸缎，袖口却蹭着盐粒的白痕。领头的老者拄着乌木拐杖，额角青筋跳动，声音像砂石磨刀：“主政大人！我等千里赶来，不是来听一道旨意就完事的！废了盐税，朝廷不收钱了，我们怎么办？祖辈传下的灶户、船队、仓房，难道都喂狗去？”

没人喊“面圣”，也没人行礼。他们知道，眼前这个年轻男人，才是如今能定生死的人。

陈长安没让人列兵卫，也没升堂。他走下三级台阶，只带了一卷账册，布袍宽袖，袖口还沾着前夜批阅文书时溅上的茶渍。他把账册往石阶上一放，拍了拍灰，开口第一句是：“你们说断了生路，可知道百姓熬一碗盐汤，要省半个月的油灯钱？”

老者一愣，拐杖顿地：“这是国策，不是市井哭穷！”

“那就算笔账。”陈长安翻开账册，纸页哗啦作响，“去年两淮盐课入账书。阳光斜照进来，落在他手边那枚孩子送的粗盐块上。盐粒依旧粗糙，但不再那么刺眼了。

差役轻声问：“大人，这盐……还要留着吗？”

“留着。”他说，“等明年春耕，送给最先响应的那几家灶户。告诉他们，百姓吃的不是盐，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