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秀芹和诸葛凯先去了后院，诸葛仲瑾已经搭好平板车。-叔哈哈-

诸葛健一把扯下诸葛凯手里的帆布袋子，往平板车上一扔，拉起诸葛凯就跑出院子。

每回队里分东西，最兴奋的是小孩子。

诸葛仲瑾推车，郝秀芹和山‘花’跟在后面，三人说说笑笑往打麦场走。

一路上，碰到同样急忙忙往那里赶的其他社员，大家互相打着招呼，个个脸上挂着笑。

等到了场院，那里已经有很多社员，闹哄哄地，手里都拿着各式袋子：大口的麻袋，细长的帆布袋，还有小面袋，都等着记分员叫到自家名字，好撑开袋子，看着那金灿灿的麦粒溜进自家袋子。

一麻袋一麻袋的麦子已经堆在场院当中，大台秤也摆在麻袋堆旁边。

有心急的社员，已经迫不及待打开了一个麻袋，双手摊开，手掌朝上‘插’进麦里，抬起手臂，看着麦粒从自己手指缝流出，流回麻袋。

等麦粒流得就剩手掌上那一点点，那社员把那点麦粒扔回麻袋，重复着之前的动作。

“四娃，别玩了，一会儿都装你袖子里去了，等下就少分你一半。”

记分员蓝晓对这种伎俩司空见惯，边喝斥着，走过来把麻袋口重新绑好。

村里只有两个姓蓝的，一个是蓝晓，一个是蓝晓他爸蓝老，据说蓝老还当过知府，后来落户下乔村，在村里声望很高，就是现在，村里有个红白喜事，都少不了请蓝老。

因村里人认字的不多，红白喜事上，蓝老既当主婚人，也给人家当账房先生。

给小孩子起大名，过年写对子，盖房写梁板啥的，村里人一般也都找蓝老。

当年葱娃领着她弟弟讨饭来到下乔村，蓝家就剩父子两个光棍，蓝老看葱娃‘精’明强悍，是个护得住家的人，就做主让儿子娶了葱娃，葱娃的弟弟倒‘插’‘门’到本村一户姓黄人家。

四娃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被蓝晓喝斥，也只是死皮赖脸地嘻嘻笑了几声，依然站在麻袋前等着分粮。

“哎呀，这队长咋还不来呀。”有人已经等不及开始埋怨。

“就是呀，我家小子睡觉都让队长那嗓子给吓哭啦，还有谁会听不到呀，磨蹭个啥？”

另有人附和着，眼睛朝村口张望，希望村长那能当镜子用的光头，赶紧出现。

现代人可能不理解，为啥这些人分个麦子兴奋成这样，白面又有啥特别的，‘玉’米红薯啥的这些粗粮，又有营养吃着也好吃。

没经过那个时代的人，是很难理解那时人们对白面的渴望。

这么说吧，你连着一个礼拜，每顿饭都吃一样粮食，就吃红薯吧，随你咋着变‘花’样，或蒸或煮，把红薯切成丝吵着吃，红薯切成片晒干，磨成面粉蒸馍馍，拌红薯面糊糊都成。

再‘弄’得‘精’细点儿，提炼出红薯粉，渣滓咱丢掉，只吃红薯粉，做成粉条，拌成凉粉，油泼凉皮，尽量发挥你的厨艺，看你能坚持多久。

不能吃别的，坚持三天，你看看自己是啥体会，一个礼拜能坚持下来，算你能干，要是能坚持一个月，那你就是英雄。

就是你真的能坚持一个月，吃多了红薯有一个极其尴尬的后果，就是不停地放屁。

那个年月人人都这样，此起彼伏的屁声，都已经习惯了。

闲得无聊，大家伙互相找乐子，谁谁就是一个直肠子，放屁声音都不带拐弯的。谁谁弯弯肠子多，连屁都放的弯转曲折。还有谁谁放屁像唱歌，抑扬顿挫。

那个年代的人，常年累月的，粮食几乎就不变‘花’样，哪种高产种哪种，既然是粗粮，那口感肯定好不到哪儿去，黏‘性’不好，能做的‘花’样也不多。

你说，好容易有了口感细腻，韧劲和黏‘性’都这么好的白面，社员们能不‘激’动吗。

“分麦啦——，分麦啦——，……”

盼得脖子都快酸了的时候，才看到队长一步三回头地出了村口，依旧扯着大嗓‘门’。

这下大家伙一个个‘精’神抖擞起来，就等着队长的一声：“开始——”。

队长的大嗓‘门’一般人那是比不上的，开会啦，分东西啦，有啥事要通知啦，他从来不借用村委会的大喇叭，用双手在嘴巴周围圈个喇叭状，在自己队的人居住的区域，沿着大街小胡同，这么一路吆喝一遍，大伙就全知道啦。

他这么天天喊日日吆喝，谁也没见他嗓子哑过。

有时村里停电，大队有啥大事要广播，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大嗓‘门’，给他一包烟，让他这么满村子一转，就顶广播了。

恶作剧般，从村口到场院的路，队长走得特别悠闲自在，看在急着分粮的人眼里，那简直就是一种折磨，大家伙急得朝队长直嚷嚷，队长这才乐呵呵喊了一句“开始——”。

有两个提前指派好的汉子，负责把麻袋放到台秤上，蓝晓拿着记分名册挨个喊名字，另有一个人站在秤跟前，用铝瓢把麻袋里的麦往社员袋子里舀。

被喊到名字的户主，带领着自家人一哄而上，把自家的袋子口撑圆喽，眼睛紧盯着秤，唯恐少了自家的分量，分完了还要看一遍记分员的本子，看有没有少给。

看账归看账，至于是字认他，还是他认字，那就说不准了。

不过，即使是不认识字的人，一般看数目，算账都不差。

轮到郝秀芹时，山‘花’过来帮忙，和郝秀芹一块撑开袋子，诸葛凯跑到记分员那里看账。

刚往袋子里舀了几瓢麦，随娃媳‘妇’就叫起来：“不能给啦，她今年都没到地里割麦，就她家大小子干的那点活，分给她这些足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