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不想看见有人被杀了，更不要说对眼前的死亡没有任何感觉，像看戏一样看着别人被你杀掉。”

当个看客或许很轻松，只要高举“我对此无能为力”的免罪符就能心安理得的躲在安全地方，看着和自己毫无关系的人被杀掉。可反过来，“明知有人作恶，却连最起码的力所能及之事也不愿去做”——这种事不关己的冷漠，同样也是“恶”。

“那么贵官不会认为‘如果自己斡旋交涉得更好一些，或许人质就不用死了’？因为贵官自己的无能和无力导致几十万人丧生的大惨事发生，这不正是与贵官发生了联系吗？”

“情况演变成如此的话，我确实认为‘这是我的错’。可是啊，那是我的错误，我的责任，懊悔也好，羞耻也好，痛哭流涕也好，自杀谢罪也好，那都是我对我自己的心情，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就算共和国因此灭亡也是一样？”

“‘从抵抗组织那里接手帝国制造的战争机器，结果反受其害’——共和国或许会因此陷入危机，成为他国的笑柄，被帝国声讨和索要赔偿。但是，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事情，没有你我插嘴的余地。”

国家的责任；

个人的责任；

对自己的责任；

对他人的责任；

在马赛的心中，责任与责任之间有着明确的归属界线。

“因为自己的行为招来灾祸和危机，承受外国的责难，这是共和国的责任。杀害人质，破坏城市，杀死他人的父母妻儿，量产寡妇孤儿……-3001，那是身为杀人凶手的你，应当承担的责任。”

“本机是在执行最优先事项指令，如果贵官能……”

“‘因为是长官下的命令，所以杀人的是长官，而不是执行命令者’——要是能那么容易接受，这世上应该没有痛苦的人了吧。”

在战争中失去家人的遗属也好，罹患战场综合征的士兵也好，没有一个人因为这样一句话就不再痛苦。

那不是讲道理就可以接受的事情。不可能像机器接到指令切换状态一样，没有任何留恋、迷茫的将一切当成从未发生过。

“反过来你又如何？-3001，你觉得你做了这件事后，帝国会如何呢？那些人会只恨你吗？恨你这件工具，而不是打造你，赋予你判断能力和执行力的帝国吗？”

“贵官的发言——”

“不准绕开！回答我！你认为你的行为不会让人们将矛头对准帝国吗？你认为这不会让帝国成为众矢之的吗？你认为你这么蛮干，破坏了帝国的战略布局后，不会成为‘帝国之敌’吗？！！”

近乎咆哮的正直声音让“夜莺”揪住衣领的手松开，不知不觉间退后一步的女孩怔怔的看看男孩，又看看默然不语的钢铁之蜂。

处于同一高度，视线针锋相对的人类与机器，仿佛镜子互相倒映的景象。

同样拘泥于某些事情，同样过于要求自己必须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就算为此遍体鳞伤，变得不再是自己也在所不惜。

这样的马赛和“沙拉曼达”确实是犹如半身般的镜像。

这样的马赛也让她感到陌生……和恐惧。

集中全部精神与“沙拉曼达”对峙的马赛看不到“夜莺”的变化，就算看到了、知道了女孩此刻眼中的自己是一副什么模样，他也只能苦笑。

他从来不是什么偏执的人，也从不认为自己是个正人君子，更不要说想要成为伟人。

他只是觉得这样的“沙拉曼达”很可怕，也很可怜。

作为战争机器，服从命令，遵循逻辑程序行动是它的本能，当出厂时被注入“成为最强”的指令时，它的一生就定格了。

这让马赛不由得想到自己，还有千千万万的帝国公民。

从出生开始就根据种族、健康情况、学习能力、对帝国的贡献度等等参数来决定人生路线，对自己的处境，对自己被赋予的人生跟环境丝毫不会质疑，将不公平视为理所当然，忠实执行命令的帝国公民，和从流水线上走下来，服从权限拥有者指令的战争机器，到底哪里有不同呢？

或许是这种高度同质性，加上曾经深度同步的关系，让马赛能够更深刻的理解和掌握“沙拉曼达”面临的困局，指出它所要面对的矛盾。

一旦新奥尔良被付之一炬，共和国固然要承受损失和责难，同样的，帝国也要承担起责任。

设计、制造“沙拉曼达”的是帝国，下达指令的也是帝国，那么共和国遗属的憎恨，整个共和国的愤怒都将指向帝国。

不要认为帝国可以不在乎这些，共和国政府和民众确实拿帝国没什么办法，但被情感冲昏头脑的人很可能会做出一些不理性的、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比方说——退出国际军备控制谈判。

做了那么多事前工作的帝国绝不会乐见发生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