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律法的漏洞，在酒类、茶类买卖上缺乏管理。

气不过的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三法司专门上了道奏疏，请朝廷对酒类进行定价，所有酒类，在本地价格都不能超过同等重量粮食价格的五倍，在外地价格不能超过同等重量粮食价格的十倍。

所有茶类，干脆就统一了标准，不论本地、外地，不能超过一两银子一两茶叶。

内阁票拟通过后报给了玉熙宫，玉熙宫也照准了，但新法不办旧事，那二百多万两银子，终究还落到了胡家兄弟手中。

胡宗宪以父之名，让兄弟二人拿出了一百万两银子运回徽州老家，帮助族人做些小买卖。

胡氏族人由奢入俭，生了不少波澜，但也都不是什么大事，徽州府还在恢复秩序，胡家也就还没有开始买卖田地，以后也不用再买了。

等清丈田亩、均地于民的国策推行到徽州府，等着分地就可以了，不需要送信回去。

胡宗宪知道元辅想说什么，叹了口气，苦笑道：“我以后，怕是回不去老家喽！”

不管怎样，徽州府被推倒重来，胡家在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不光彩的，大量徽州府人死去，作为当朝阁老，胡宗宪没起到挽救家乡的作用，那些失去了亲人的乡人，不敢怪罪圣上，不敢怪罪朝廷，万般怨怼都归到了胡宗宪一身。

胡宗宪不想去辩解，也就不想死后落叶归根了，他为大明朝做了这么多事，归身入大山、大川，也是件雅事。

张居正默然不语，许多事情，不能用单纯的对错去衡量，胡宗宪，是大明朝的功臣，百年之后无法魂归故土，也是件悲事。

高拱、李春芳无心悲喜，命人尽快将信笺送回老家，家族钱粮要紧。

……

朱厚熜打坐的蒲团本是设在一座三层邕、唐武宗李炎以及后周世宗柴荣发起的灭佛事件。

随着佛门的发展，佛门寺院开始享有特权，僧侣不但不从事生产，不服兵役劳役，而且拥有大量的仆役和田产。

这对王朝经济和军事造成的影响日益凸显，经济的下滑，对外军事的失败，必然会引起了世俗民间的不满，最终导致了由朝廷发起的毁损寺院、佛像、经书、没收财产、禁民信佛等事件。

然而，三武一宗灭佛，在沉重打击佛门的同时，加快了佛门中原化的进程。

四次灭佛之后，佛门为求自保，开始主动与儒、道融合，逐渐承认儒家的纲常伦理，学会向王权低头，并接纳了道门中的相关思想。

但历史，总是在不断重蹈覆辙，从这些冰冷的文字中，朱厚熜能感受到，在佛门、道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朝廷要出重拳的必然性。

首先，发展之初的冲突。“华夷之辨”本土保守势力对佛门有着天然的排斥屏障。

从佛门传入华夏的初期阶段到魏晋南北朝的佛门迅速发展时期，本土士人阶层一直将其作为“西方之学”。

这种观念一直到文化开放的唐朝，也从未消失过，其代表为韩愈的《谏迎佛骨表》。

在佛门发展的过程，也是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

北魏太武帝激烈灭佛以及北周武帝“民主”灭佛，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向儒教示好。

作为落后异族统治中原，必须要自我融入中原先进的文化之中，以巩固自我统治集团的话语权。

因而，周武帝认为“六经儒教之弘政术，礼仪忠孝，于世有宜，故须存立”。

他还说：“佛生西域，寄传东夏，厚其风教，殊乖中国……既非正教，所以废之。”

其次，限制佛教，是皇帝为巩固统治所采取的必然性手段，而灭佛只是这种必然措施中的其一体现。

佛门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势必会导致寺院经济扩张、僧尼个人腰包增长、僧尼人数激增、逃税等现象。

在北周武帝时，佞佛的开支已占财政开支三分之一；据《旧唐书》的记载，唐武宗时“十分天下财，而佛有其七邕灭佛上。

天和元年五月和三年八月，周武帝先后两次召集百官、僧侣、道士等于大殿，亲自为其讲解《礼记》，想利用儒学来改造佛、道二教。

天和四年二月，周武帝再次召集众人讨论佛、道教义，此次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佛教方面的，其抑佛意图更加明显。

建德二年，周武帝第三次大讨论儒、释、道问题，定三教次序，“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其抑佛意图公开化。

然后便是灭佛，建德三年，周武帝下令禁断佛门，毁坏、没收寺院，焚毁经像，勒令僧尼还俗。

六年，北周灭北齐，周武帝下令在北齐旧境内继续禁断佛门，致使许多僧人逃往南方。

要灭佛，先抑佛，再让儒释道三门斗法，最后完成灭佛的想法。